毛泽东是很讲究人格独立的。在他看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事事依附别人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在国共合作时，他始终主张在政治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盲目随从国民党的作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在国家外交活动中，他始终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独立自主地开展外交活动。平日，从毛泽东对一些人物的点评中，我们就能体察到他的人格独立性的可贵品质。

    “要打倒贾桂作风”

    京剧《法门寺》 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子傅朋在孙家庄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恋，后因歹人诬陷卷入一桩人命奇案，蒙冤入狱。侠女宋巧姣乘刘瑾陪同皇太后至法门寺进香时，冒死告状。刘瑾命人复查，真相大白，结案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内。对这出戏，毛泽东十分爱看，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就不厌其倦地看过4遍。重庆谈判时，蒋介石3次请毛泽东看戏，毛泽东去看了两次，其中一出就是看《法门寺》。毛泽东如此喜爱《法门寺》，除欣赏这部京剧卓越的文艺价值和演员们精湛的表演技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非常重视剧中刘瑾身边一个叫贾桂的小太监。

    据毛泽东在延安时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次看《法门寺》，当演到刘瑾让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时，毛泽东总是不禁哈哈大笑，还经常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194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观看京剧《法门寺》后，对身边的警卫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又多次谈及贾桂。当时，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苏关系日趋紧张，逐渐走向公开分裂的边缘；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抛出各种威胁，妄图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种种困难面前，有一部分人、甚至党内一些干部也变得茫然无措、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想依靠自身力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先鼓舞起干部群众的士气。1956年4月20日，毛泽东为撰写《论十大关系》在听取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汇报时，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的错误观点，批评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毛泽东后来还在《论十大关系》中特意写到：“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958年5月16日，在处理同苏联专家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给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批示：一方面要求要尊重苏联专家，虚心学习，另一方面反对迷信权威、没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并说：“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再次讲道“京剧《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手下的人……有一次刘瑾让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免不了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作风。”

    在毛泽东的眼中，贾桂成为一个软弱、迷信权威、没有独立人格、彻头彻尾的反面教材。

 “梁鸿余热不因人”

    毛泽东曾说：“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一些猴气，是为次。”这里的虎气,即是一种不屈服、不依附、保持独立人格的英雄气。所以，他对梁鸿推崇备至。

    梁鸿，东汉初期经学家、文学家，一生隐居，本为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后因撰写讽刺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文章被迫改名换姓到南方，以为人舂米为生。《东观汉记·梁鸿》中曾记载“不因人热”的故事：“(鸿)常独坐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梁鸿，是在1958年。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在回忆革命烈士雅声时说：“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讲所工作时，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谈革命和将来，谈诗词也很投机。我们交换过各自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了诗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硬骨头精神。”

    这里，毛泽东在借用典故来称赞革命烈士雅声的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历史人物范叔、梁鸿的推崇。

    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具体阐述了“不因人热”的故事。他说：东汉有个梁鸿，“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毛泽东说：我们中国穷，但我们不要恩赐。并鼓励干部“要立这个志气。要自力更生，要有这个志向，我们人多，我们靠自己的双手起家”。

    毛泽东不但拿“不因人热”的故事来鼓励干部，还将其作为很好的教材启迪子女。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1959年6月3日早晨，毛主席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不用别人的热锅，熄灭灶火，重新燃薪做饭。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他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毛泽东的一生，同样可以说是“不因人热”的一生。在他看来，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不能丧失独立性，成为依附强大势力的软骨头。这种思想，更多地体现在他治国安邦的理念之中。1945年1月1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同年8月13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局的基本态势，就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本方针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力主建立独立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6月17日，他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富春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上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书喜欢作注。他在看《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便使用了大、小圆圈，曲线、三角号等许多标志，多处圈点，十分动情，并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那么，徐有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说的“命系庖厨”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什么会由读其传联想到这么多人呢？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一名颇具独特执法技巧的司法官吏，《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有其传。他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每每审案，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感化案犯改过自新。执法3年竟无一次使用杖罚。在他的治理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百姓称其为“徐无杖”。因其卓越政绩，公元689年，徐有功被招至长安任职。武则天执政时，拜为司刑丞。当时，武则天为打击和压制不满其统治的唐宗室和旧臣，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肆镇压，制造了不少冤狱，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徐有功顶住各种压力，不怕得罪武则天的亲信，秉公执法，敢于伸张正义，甚至当面顶撞过武则天。为此他多次被罢官，甚至3次获刑，几丧性命。但他一直抱有“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的心态，矢志不渝。周长寿二年，即公元693年，武则天再次起用徐有功，并任命他为左肃政台侍御史时，徐辞而不受，并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看透官场险恶、历尽宦海沉浮的徐有功此时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将自己比作在林中奔走而生命却必定系于厨子手中的鹿一样，如果接受陛下的任命，以他公正执法的性格，必定也会招致牵连而死。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不以为然，认为“此言不当”，并由此联想到了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等人。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愿屈服于敌对势力，因保持独立人格而殉志。毛泽东之所以崇尚这些人，显然与其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性格有关的。在他的人生观中，从来没有屈服二字。为了崇高的人生追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哪怕为自己的志向而殒身，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情怀。所以，在毛泽东的眼中，徐有功并不算是一个完人，毛泽东欣赏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断案手笔，但却对他此时逃避现实，屈服压力的做法予以批评。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水浒》这部描写北宋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是他极为关注和喜爱的书籍之一。他不但喜爱读，还经常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其间的人物和故事来论证事理。他甚至还从《水浒》中吸取斗争经验和策略，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大潮中。《水浒》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价值观的形成。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每每与同学论及救国之道总是以“学梁山泊好汉”作答。后来，他在井冈山点起星星之火，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不能不说是受《水浒》的影响。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对梁山英雄的作为持肯定态度，他同情英雄们逼上梁山的无奈，肯定他们“造反有理”，对限制农民革命的白衣秀士王伦、太尉高俅等人作了犀利的批判。他甚至还跟别人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对于这场农民运动的首领宋江，毛泽东对他有过多次肯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还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中盛赞宋江的智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然而，晚年的毛泽东对宋江的评价重点却由赞扬转向了批判，这种急剧的变化和他对《水浒》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5年5月，毛泽东的白内障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护他的视力，尽量把文件读给他听。为了满足毛泽东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北京大学教员卢荻受命为他读一些文史作品，《水浒》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自《水浒》成书以来，关于它的评价就非常多，尤其是在宋江招安一事上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端。8月13日，卢荻就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先说了自己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评价，然后又谈到了《水浒》。谈话后，卢荻将毛泽东的评价整理，次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就成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后来的研究者看到这段批示后，很容易将其与毛泽东先前对宋江的评价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在评论《水浒》一书上，出现了前肯定、后否定的巨大思想转变，进而将这种转变的缘由归根于当时特别的政治形势。这种说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就笔者所见，毛泽东对《水浒》前后评价的不同更多是出于他所读到的版本不同的缘故。

    明末以至清代，号称得了“东都施耐庵”原本的金圣叹，将《水浒》一书腰斩为70回，取代了其他版本，成为清朝流行的唯一版本。“金本”《水浒》中，删去了宋江招安攻打方腊的章回，毛泽东并没有接触到这方面内容，这一点从他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梁山英雄招安一事也可以证明。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金圣叹被骂作“封建反动文人”，“金本”《水浒》停止出版发行，那些被湮没了300余年、描写宋江攻打方腊的100回和120回的版本却大量出版发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接触了“金本”以外的《水浒》，所以才会对《水浒》和宋江的评价重心发生转移。然而，其间的共同点是，不论是他赞扬宋江造反，还是否认招安的做法，都是基于他时刻保持独立人格的出发点。毛泽东欣赏宋江和其他梁山好汉“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做法，对他们敢于反抗不合理社会秩序予以肯定，但同时又无情鞭挞他们丧失独立人格、沦为朝廷绞杀农民起义工具的做法。从史学角度来看，毛泽东对《水浒》一书及其中人物的评价，不失为一家之卓见。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