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1日，浙江文献展览会开幕前全体干事合影。

    从事地方文献之蒐辑与阐扬，是古代贤哲的优良传统，其做法大多是辑刊乡贤著作为丛书以利于保存和传播。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之影响，有识之士运用展览会这一更为直观形象且受众广泛的公关活动来推进地方文献建设，为古代文化的传播探索出一条新颖的途径。这样的展览会主要有：1936年举办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1937年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漳州文献展览会、建瓯文献展览会以及察哈尔文献展览会，1940年在香港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等。

    举办文献展览会首要的工作是征集文献。各展览会在文献征集过程中十分突出“地方”的特色，征集范围大致为：（一）邑人著述，包括本地人或寓居本地的官员与学者的著作。（二）志乘史料，包括方志、家谱、碑拓、丛书等，尽行蒐罗。（三）相关文物，如广东文物展览会的征品中除了大量的文献实物外，还有文具、器用、太平天国遗物和革命遗物等，这些相关文物可以看做特殊载体的文献，最能够突出展览会的“地方”特征，故旅港中国文化协进会直接将展览会名之曰“广东文物展览会”，实则文献展览会也。

    “益竺梓桑之谊，宏是征存之业”。近代文献展览会对于地方文献爱护有加，他们期望通过展览激发社会各界热爱乡土之情，建设文化之志，因此在征集之初，便将宗旨晓谕众人，手续十分完善。如浙江文献展览会不但制定了“征集展览品办法”、“收发及保管规则”、“管理规则”、“参观须知”等条例，而且出于“周密与便利起见”，还成立各地征品分会。完善的征求手续，保障了地方文献征集的数量和质量，征集成果十分丰硕。浙江文献展览会陈列品二万余件，尚有拓本在孤山分馆陈列；吴中文献展览会陈列的4159件展品，除少数为公立图书馆所藏，绝大多数为私人收藏品，展览会已经开幕，但应征出品，尚源源而来；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出品一万件以上，布置就绪，因限于场位，故须分批陈列；广东文物展览会共征得出品两千余件，其中在展览会场有编号的文献为1812件。

    “凡先民手泽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时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献之菁华，一以动群伦之观感”（叶恭绰《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近代文献展览会的召开，适值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之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有识之士认为民众对于地方文献的赤诚之心可鉴，为此，他们精心布置，及时开幕，观众如潮而来，展览收到了比预期还要好的效果。其中，浙江文献展览会共设12个展室，展期18天，参观者几达8万人，且颇多自京、平、沪各地特行来杭参观者；吴中文献展览会于1937年2月19日在苏州可园开幕，展览共分14室，至3月1日闭幕。来自当地和外地的参观者有数万人；上海文献展览会共有8个陈列室，每日参观人数，平均皆在二千人左右，除本市及十县人士外，苏、杭各地远道来观者，亦复不少，有连续参观至五六次者；广东文物展览会开幕前，组委会先后召开了6次筹备会，因为战乱，展览会只好租借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作为会场，于1940年2月22日开幕，共分5个展室，在展期内天天观众异常拥挤。

    近代文献展览会召开期间与其后，主办方一直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为便于参观，他们将征集而来的地方文献率先编制目录，于展览期间发放。如吴中文献展览会在展览会开幕前对所有征到的文献进行登记编录，这份目录既为参观者提供了指南，也为后来编制专目提供了参考；广东文物展览会开幕前，各位干事在开幕前编好《广东文物展览会出品目录》，给观众以很好的指南；浙江文献展览会对于地方文献编目最为详尽，每位参观者人手一本《参观指南》，会后另编三目：《展览目录》、《展览图录》和《展览文献之分品提要》。围绕“发扬文化，推进学术”这一目标，各展会出版了多种相关的学术专刊，一方面介绍文献展览会的成就，另一方面则阐扬地方文化。如浙江文献展览会展览期间，主办方在《大公报》刊载“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刊”，是年12月编辑出版了《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载《文澜学报》第三、四合期）以及《浙江文献特辑》（载《国风》第九、十合期）；吴中文献展览会后不久，即编辑出版《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上海文献展览会后，主办者编印《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广东文物展览会后编辑有专刊《广东文物》三大册。这些专刊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是研究近代地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此外，上海文献展览会后第二天，主办各方人员共同讨论拟选印《苏松太丛书》，但不久上海沦陷，此事遂罢；广东文物展览会后，主办方中国文化协进会随即着手编辑出版《广东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承印，但前后只刊印了3集，就因香港沦陷而搁浅。

    自古以来，胜利者对失败者所采取的办法，通常是“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这和“掊其国家”有同等的重大意义。近代展览会召开之际，泱泱中华惨遭倭寇凌夷，有识之士有感于地方文献在发扬文化，眷念旧邦方面的作用，因而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不致被战火焚烧及侵略者掠夺。其中，浙江文献展览会的组织者之一陈训慈和吴中文献展览会组织者蒋吟秋皆有实际行动，历经艰险，保护地方文献。

    “一国之盛衰强弱，不徒以兵力财力为断，往往取决于文化程度之高下深浅广狭”（叶恭绰《广东文物展览会缘起》）。近代文献展览会是国难时期文化界通过地方文献建设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一次直观展示，对于激发全民族的自豪感，保护华夏文明，抗击外来侵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回顾近代史上这一文化盛举，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优秀文化展览这一文化、教育资源的价值，提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当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生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