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易卦”卜甲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千百年来，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号时，总是离不开河图洛书。然而，河图洛书的原始形态是怎样的，经历了哪些演变与改造，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却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遂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讼而不决的一桩公案。概而言之，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原是一种应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改造，“河图洛书”遂演变成“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祥瑞之兆：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说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句话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是说，陈列在东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对于“河图”，郑玄说是“器名之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据此可知，《顾命》篇中的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被后人传为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可见，《尚书》中所记载的“河图”与“九畴”，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中有关河图的记载，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所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可谓国宝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时此刻深深地感到：凤鸟不再到来，河图也不再出现，那么，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结束了吗？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这段话当是其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喟叹。

　　《易传》中涉及河图洛书的是《系辞上传》，“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中，“河图洛书”究竟指代什么？圣人依其所“则”的又是什么？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系全文来看，“河图洛书”指的仍然是蓍龟之类的祥瑞之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后意思说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此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体是不会错的。这一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神话传说与谶纬之学：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

　　两汉时代的河图洛书说，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由先秦时代的内容简略的祥瑞义蕴，一变而为两汉时代“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再就是由西汉时期的神话传说，一变而为东汉时期的谶纬之学与河图洛书。

　　西汉时期，第一个演绎河图洛书神话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国。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创意，是通过后人之口而流传的。他在《尚书正义》的《顾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综合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系辞传》中所引孔安国的观点来看，孔安国对“河图洛书”的认识有两点：一是伏羲依河图以画八卦，大禹依洛书以定九畴；二是河图即是八卦，洛书即是九畴。这不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具体情节，而且把其中的圣人具体地与伏羲、大禹等先贤联系起来，并演绎出其与八卦、洪范九畴的神秘联系，内容丰富、深刻得多。继孔安国之后，刘歆和班固对此进行了更多的阐发。如班固对河图洛书的一个创意，就是把“洛书”之文与洪范九畴捆绑在一起。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史书的形式把《尚书·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为“洛书”本文的一种新说，并为伏羲、大禹的相关传说增添了可信度与合理性。

　　东汉时期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向，就是河图洛书已经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图谶。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是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密切相关的：“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后汉书·方术传》）所谓“谶”，“诡为隐语，预决吉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它出现较早，秦初就出现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于是秦始皇就大修长城，严防匈奴（时人称之为胡），但结果是秦朝没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里，时人称此胡非彼胡。所谓“纬”，则是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义，并把此种解释假托于孔子的书。与《易经》、《诗经》、《书经》等“六经”相对应，有《易纬》、《诗纬》、《尚书纬》等所谓“六纬”。西汉末年后，社会动荡，危机重重，谶、纬合流，著书立说，编造预言风行一时。

　　谶纬之学达到高峰期，当在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光武帝刘秀是把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对于应运而起的图谶进行编纂修定，另一方面又亲临泰山搞封禅活动，宣扬皇权神授，这些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如《后汉书·张衡传》所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附以妖言。”此后，明帝、章帝等沿袭其风，大搞图谶，河图洛书对当时儒学和整个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当时群臣向曹丕上劝进表时，亦纷纷援引《河图洛书》，如太史丞许芝表称：“伏惟殿下体尧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禅代，当汤武之期运，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图谶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也”。“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效之。以为天文因人而变。至于《河》、《洛》之书，著于《洪范》，则殷、周效而用之矣”。接着，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称：“《河图洛书》，天命瑞应，人事协于天时，民言协于天叙。”后来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云：“伏惟群臣内外前后章奏，所以陈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条《河》、《洛》之图书，据天地之瑞应”。正是从河图洛书中寻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据，于是曹丕顺水推舟，择日告天，从汉献帝手中接过了禅位诏书。

　　谶纬之风盛行不仅使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为政权正统的象征所在。刚上台的帝王，总想利用河图洛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来寻找他该做皇帝的理论根据。龙马负《图》出于河、玄龟背《书》出于洛，是谶纬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话和祀典。因此，谶纬中的河图洛书为数颇多，如《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雒书甄曜度》等，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等统计，河图类纬书有43种，洛书类纬书有18种。其内容多就先秦时代有关河图洛书的只言片语，进行发挥甚至无限引申，穿凿附会，不仅有所谓龙马、神龟，且情节生动离奇，涉及伏羲、黄帝、唐尧、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和先贤。这些神话和传说的流行从各地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所谓负图寺、龙马庙等遗迹、遗址中可见一斑。

　　总之，河图洛书作为一种祥瑞义蕴，龙马也好，神龟也好，凤鸟也好，地黄（神马名）也好，皆为吉祥之义（物）。正是由于两汉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时代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龙马负图和神龟贡书等具体内容，并作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易经》和《尚书·洪范》的重要来源。这种变化造成河图洛书的神话色彩和正统意味日浓，并且开了后世河图洛书不断嬗变的源头。至宋代，河图洛书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改变。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后人称之为图书学派。而北宋的欧阳修、程颐，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则主张疑古辨伪，求真信实，认为自汉至宋的所谓河图洛书皆为附会之作，不足为凭，后人称之为反图学派。双方针锋相对，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涵、地位等争论不休，对理学、易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来源:光明日报  董延寿、史善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