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内迁为何引发蝴蝶效应
[发布日期：2010-9-8]
新厂一个月零三天建成创“郑州速度” 近期的河南劳动力市场上，富士康郑州建厂招募员工无疑是最为热门的新闻之一。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9月4日、9月11日、9月18日、9月25日，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举办4场富士康普工专场招聘会。 富士康在郑州的新工厂已经开工一个月，但富士康给当地人力资源市场带来的影响依然在慢慢释放，其巨大的人力需求才刚刚展露。
投奔富士康
20岁的牛得志是河南开封通许县人，几天前，风尘仆仆的他出现在郑州富士康的厂区前，这个走南闯北到处打工的“90后”，终于在阔别家乡几年后回到家门口的郑州富士康来打工。
郑州经济开发区第九大道上，空旷的马路上只有运送货物的大卡车扬起的阵阵灰尘。这个郑州边界的开发区的最东端，就坐落着郑州出口加工区。
郑州富士康的新工厂，就在这个出口加工区的深处。
河南郑州出口加工区成立于2002年，规划面积为2.7平方公里，目前已开发面积0.893平方公里。该加工区是河南全省唯一的保税区，加工区内直接设有海关分支机构，24小时办理通关事务。
现阶段这个出口加工区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好千辛万苦引来的富士康。
在出口加工区的办公大厅，一个个身着或黑或白富士康制服的报关员正忙碌着办理通关事务。如果说他们的服装不是那么好辨认，那么在袖口挂着的那只圆珠笔或许是富士康员工区别于其他公司员工的最显著标识。
在园区的门口，有个大牌子写着“富士康”专用车道，显示了富士康与园区内其他企业的不同地位。而三三两两走过来面色稚嫩、打扮很“潮”的年轻人，则无一例外都在向门卫咨询富士康招工事宜。
门卫告诉记者，虽然他对每一个来咨询的人都说园区里并不直接招工，但由于信息不通畅等原因，每天还是有大量的人直接来到园区门口要求参加面试、笔试，“一天光来咨询的就有一两千人。”
也许因为来咨询的人过于密集，富士康不得不在园区门口用大幅的告示解释“如何应聘郑州富士康”，“每周二、周四，在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招聘；每周四、周日，在河南人才市场招聘”。
这里只是富士康在河南招工火爆的一个缩影，在河南省人才市场，每到招聘日，上千人排成两条长龙向富士康公司递交个人资料和面试。
这个颇为荒凉的郊区，除了工厂，人烟稀少。不过到了下午4点，富士康员工陆陆续续从宿舍区赶到工厂区，跟在深圳时不一样，郑州富士康的宿舍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之所以4点上班，一位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因为现在实行的是三班倒的制度，早8点到下午4点，以8个小时为一个工作日。每个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
在厂区的对面，几个大顶棚正在建设中，上面写着“富士康餐厅工程项目部”。照建设的规模，起码可以容纳几万人就餐。
低调的富士康
富士康的到来在河南搅动了一池春水，几乎所有河南当地的媒体都在议论富士康。街头巷尾，富士康也成为了老百姓口头谈资。
“很少能见一家企业对一个省能产生这样深刻的影响。”一位媒体人士说。
不过，令河南当地媒体头疼的是，对着这么大个新闻资源，愣是无处下嘴。富士康真正是外热内冷。
“富士康还没有人出面接受采访。”一位记者说。
至于郑州富士康工厂，那更是层层封锁，“我曾经进去过一次，但不是以记者身份带进去的。”一位当地财经媒体记者说。有一次，十几家媒体要求集体采访富士康，但到了之后就把十几号记者留在他们在加工区的办公室里，至于生产线，那更是神秘，谁都没有亲眼见过。
除了总产值和时间表，没有关于富士康的任何数据。一个记者说，郑州富士康的高层还没有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每次打电话都转接到深圳总部的负责外宣的人的电话上。
一个资深媒体人士透露，富士康在郑州行事十分低调，开设新工厂也不愿过分张扬。但郑州市引进富士康是个典型，媒体都希望关注。
富士康冲击波
郑州富士康生产经理刘茂归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郑州富士康大约有1000多人，大部分是从深圳迁到河南来的河南籍员工，在河南这些天也招聘了几百人。
这比起郑州富士康在河南的规模，还差得很远，未来在河南招工的规模是12万人。
“现在还有一批人在流程审核中，还没有最后录取。”但长期看，富士康必然在将来还会有大规模的招工计划。
我们这边只有一小部分加班，有底薪，包吃包住，拿着不低于深圳那边的工资。刘茂归说。
作为省会，郑州收入水平在河南处在前列。去年郑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7117元，月均1426元，郑州富士康员工的收入已经在2000元左右，富士康的吸引力不言自明。
在职业规划方面，作为大企业的富士康更有一套，进入中高端管理层，还有机会拿年薪。富士康部门经理的年薪为10万元至20万元。
一位当地的企业老板称，富士康的到来，让他感受到压力，一般企业包吃包住的工人工资约1000元一个月，富士康一下子把工资提高到2000，自己手底下很多工人趁周末偷偷去河南人才市场投简历。“没办法啊，人家工资比我们高一倍”。不过，他试着用更多的休息时间和提高工资待遇来对抗富士康的冲击。
富士康的冲击不光在民间，在政府层面亦是如此。
刘茂归说，6月30日富士康与郑州市政府草签协议，将在该市建立一家新工厂。8月2日，富士康郑州工厂开工投产。从落在纸面上的协议到落到地上的工厂，郑州市用了一个月零三天就完成了引进富士康的初步工作，被外界誉为“郑州速度”。
“这次官员真是在为我们办事。”刘茂归感叹，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的人随时待命，有问题随时解决。本来员工宿舍跟工厂有三四分钟的路程，为了员工安全，政府还专门在路口安装了红绿灯。在深圳，也有一个对接的团队随时服务富士康的各种要求。
早在7月2日，出口加工区的相关领导小组成立，与郑州市的领导小组对接。后者早在2007年便已成立，全名是“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郑州市市长赵建才任组长。
据报道，今年上半年，郑州海关抽调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专门成立了“富士康项目组”，对这家大型进出口企业进行“贴身服务”。7月6日，富士康旗下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进行了工商注册。当天，富士康工作人员就在郑州海关驻出口加工区办事处办理“海关注册登记证书”相关手续。由于之前郑州海关成立了“富士康项目组”，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全部手续。
就连建设厂区的项目指挥部，也掀起了竞赛，对一等奖的获奖单位奖励15万元，二等奖奖励10万元。
富士康的蝴蝶效应
除了郑州出口加工区现有和正在建设的厂区，未来富士康还将会在郑州航空港区建更大的厂区。这个新工厂将在近期破土动工，并于2011年8月以前分三批交付使用，届时将达到日产20万台苹果手机的生产能力，年出口额达130多亿美元。
将来会将苹果手机的生产线搬到郑州来，但现在深圳还有一些保留，整体迁过来需要两到三年。刘茂归说。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77.1亿美元，其中出口46.5亿美元。预计今年全年河南省出口额应在100亿美元左右。2008年，河南全省进出口总额175.28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07.14亿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富士康完全建成投产后，仅它一家的出口额就抵得上河南一年出口总额。这对河南的经济发展会有巨大影响。2009年河南省GDP以19367亿元排名全国第五，与第四名的浙江省相差3465亿。如果出口翻倍，河南与浙江GDP的差距将被拉小近千亿。
河南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是输出劳务最多的省份之一。富士康的到来解决的就业问题无疑帮了当地政府一个大忙，不少在长三角珠三角外出务工人员回流河南。
河南省高层频频与富士康的接触，内地武汉成都等地扩建工厂的传闻让“富士康西进内迁”的消息不胫而走。
富士康的大本营深圳市也作出回应，8月5日，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前往富士康科技集团调研。
许勤在调研中说，“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而郭台铭回应，“只要深圳需要，富士康任何一项高新技术都可以放到深圳”。
富士康8月30日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净亏损1.42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亏损的0.19亿美元扩大了6.5倍。不过，亏损并没有束缚住郭台铭的手脚，来自富士康商务总处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的最新消息是，2010年10月，富士康将全面调薪，“深圳基本符合条件、每月底薪可调至2000元的生产线工人约占总数的85%。”
富士康内迁将拉出一大批隐藏劳动力
富士康内迁骤然掀起的火爆场面并非一刻之功。 “富士康内迁将拉出一大批隐藏劳动力。”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指出，数据显示中国务农劳动力有3亿多人，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等因素，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处于半就业状态，很多城镇就业人员也同样没完全发挥潜能，“一旦某天，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出足够的价钱，就能把这些以前隐藏的劳动力释放出来。”
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欢迎也在预料之中。李实指出，中西部省份政府积极招商引资，不仅为了增加GDP，还有一大动力是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落户，有可能雇用十几万人。
“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其实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两年劳动力内迁的情况本来就有增加的趋势，富士康只是处于这个过程之中，被看作一个标志性的转移。”
在蔡昉看来，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正逐步到来，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劳动者在薪酬和权益方面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最终推动企业家选择产业结构转型。由于这种转变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企业“转移”内地可以快速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
曾有媒体称，富士康是用“转移”的方式避开产业结构“转型”的问题，而这种经营思维有意无意中踏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
“从整体局势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也有优势。”蔡昉解释说，和日本相比，日本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丧失了，把产业转让给亚洲“四小龙”。而中国经济的腾挪空间更大，沿海地区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转到中部、西部地区。中国经济以沿海为主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如果中部加上西部再来30年，经过60年经济高速增长，就可以加快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从而解决“未富先老”的难题。
不过，“转移”带来的火爆，是否意味着劳资关系矛盾已得到解决，还是仍有隐忧？
“富士康招聘的火爆，得益于它的管理完善，在业内也有声誉，连跳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的管理有所改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沈琴琴表示，收入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资关系，但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内，劳动者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我的调研结果看来，目前我国的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还是工资收入太低。但企业的非人性化管理原因，在劳资纠纷中上升很快。”
沈琴琴告诉记者，对“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提高与缓解劳资矛盾已经不能简单画上等号，社会的大环境、新生代农民工被社会接纳的程度，也是劳资纠纷是否缓解的重要因素。
“劳资关系改善并不能光靠企业涨工资解决。”蔡昉强调，地方政府也应该注重改善社会保障水平、引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目前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调整政策，从过去注重产业和资本引入，转向留住人力资源、稳定人力资源，目前广东、重庆等部分地区开始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为了稳定劳动力供给市场。
“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最迫切的是形成一个由政府、职工和企业共同组建的协商平台，劳动关系由此可以得到改善，从企业这个微观层面促进社会和谐。”蔡昉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报记者 王超 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