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权威维护者，其主业、正业已转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在资方的白眼、刁难，甚至是威胁下，仍然活跃着一批令人敬佩的工会主席。他们以强烈的责任心、公正心，用富于智慧和灵活性的方式与资方周旋，推动工资由劳资共决

郑启和：不靠斗勇靠斗智

郑启和经常感到手麻。“我颈椎不太好，就常带俩小核桃，随手搓着”，这样的习惯性动作，伴随天津一汽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郑启和，度过了5年的工资集体协商岁月。

身处中日双方各占五成股份的合资企业，党委书记的身份、副厂级待遇，这些都给郑启和在企业内协商工资减少了一些难度。然而即便如此，当《瞭望》新闻周刊记者4月初见到他时，仍能感觉到正处工资协商“热谈月”中的他，身心疲惫。

“最大技术性困难是缺数据”

每年三四月份，郑启和都要与日方就工资问题“热谈”一个月。虽然身为公司党委书记的他，能够掌握公司内部几乎所有的经营数据，但在他心中“缺数据”仍然是工资协商面临的最大技术性困难。

“这就好像打仗要用炮弹。我这儿的情况还好些，那些民营和外资占大股的公司，工会主席根本无法掌握公司的经营情况，更无法控制资方对经营数据的随意修改。没‘炮弹’，协商就更难了”，郑启和说。

“企业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工人的劳动付出挂钩？按什么比例增加工资？这是每年谈判的矛盾焦点”。郑启和手中有几张“牌”，如公司利润率、工人辞职率、全市工资指导线、物价指数等。“而飞涨的房价不计入物价指数，又大大收缩了我们协商的底线”。

与郑启和不同，日方摆出的数据却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多少、生产成本增加了多少，“谈的根本不是一码事，驴唇不对马嘴”，郑启和很无奈。“最理想的是，双方有个彼此都认同的‘公式’，比如哪几项因素影响工资上涨，生产效率的多大比例用于涨工资等”，郑启和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拿唾沫星子沾出工资增长”

按惯例，公司每年4月中旬会调整一次工资，这就成了协商工资的时间“底线”。“谈不上什么谈判技巧，就是不着急、慢慢谈，反正要有个结果，如果谈不拢，到时工资发不下来，企业一方担心耽误生产，他们更着急”，郑启和把握谈判火候、打心理战的能力是公认的。

“不能谈崩了，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苦口婆心，拿唾沫星子一点点地往上沾。这和买东西划价差不多”，郑启和说，“但也有区别，个人买东西没划好价，顶多是自己吃点亏；工会协商工资要是没谈好，几千职工都得骂你。这里面有个责任问题。”

郑启和也遇到过谈判僵局。“有一年，我们想把工资再多涨一个百分点，日方总经理只是一个劲儿摇头、嘬牙花子，不说话，场面很僵。”郑启和抛出了一个看似“非法”的提议——如果日方不认可，就把工会会费的一部分返还给职工，以达到增长数值。

“我知道根据工会法，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在向他们表明工会坚决要涨的决心！”郑启和说，“谈判时特别需要灵活处理各种情况，我不能说‘你不同意，我们就罢工’，这对双方都没好处。最后对方看到工会这么强硬，只好点头答应了。”

“在当前的大背景下搞工资协商，工会主席唯唯诺诺不受尊重，确实需要一些强硬态度。但说实话，‘拍桌子’虽然‘搏眼球’，但很难解决实际问题。要我看，协商是争论、不是争吵，是斗智、不是斗勇”，郑启和这样认为。

“两面人”错位难题

“每年都要脱一层皮”，这是郑启和对工资协商最深的感触。他的身心疲惫来源于“两面人”的错位难题。

“如果我是纯老百姓，工人选我当工会主席，我就是一门心思给工人谈，死去活来也无所谓，我也不要这个副厂级待遇。”可作为中方的高级经理，公司的效益也与郑启和息息相关，这就像要他在跷跷板的两端搞好平衡。

“(工资)谈高了，日方不满意；谈低了，职工会说你坐这个位子是干吗吃的？两面都有压力”，郑启和说自己这5年工资协商谈得“心力交瘁”，“很多时候要靠与日方的关系、默契，还有出色的工作成绩。”

郑启和说自己是个不爱玩儿的人，天天都在厂里认真地干，这一点资方和员工都心服口服。“工会主席的主业就是谈工资，这一点我很明确”。为了“热谈月”能顺利，在另外的11个月里，郑启和需要全力做好职工管理，技术培训、比武，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等很细碎的工作，“让资方看到我这个工会主席是有用的”。

虽然谈判过程十分煎熬，但工资协商的成效很显著。多年来，企业工资年均增长保持在10%以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工资增幅也接近10%。

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协商成了纾解劳资矛盾的“制度通道”：8年来公司只发生过一次“午休时间内的静坐”。“这既给资方传递了‘工人不满意’的明确信号，又没有耽误生产而造成双输后果。挺理性的”。郑启和认为，工人的谈判意识和手段也有了很大提高。

陈福清：行业工会主席我来当

当了12年专职工会干部的陈福清，明年下半年就要从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休了。他说自己永远也忘不了2007年的11月28日。

那一天，省里发来传真告诉他，就在两天前，温家宝总理批示“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要他立刻准备迎接全总派下来的调研组。从此，陈福清的生活发生了转折。

政府撑腰“摸”工价

“我们搞行业工资协商完全是被逼出来的”，陈福清这样描述这个全国典型的起点。

温岭市新河镇在2003年共有113家羊毛衫加工企业，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工人中大多数是外来务工者，流动性强。由于各企业的工价并不统一，技术人员频繁跳槽。老板为了反制，一年结算一次工资，拖欠也时有发生。停工、怠工、破坏机器随之而起，劳资矛盾弓弦紧绷。

据统计，2002年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百人以上上访事件就有3起，20人以内的天天都有。当地政府把稳定劳动关系的任务交给了镇总工会。“关键是统一工价”。春节过后，陈福清，这位“聘用”身份的新河镇总工会兼职工会副主席，开始在重点企业“摸”工价。

“当时真是人难见、话难说、事难办。老板直接指着鼻子说：‘你们工会是个什么东西？’”至今回想当时的情景，陈福清仍止不住地“嘬”牙，面露苦楚。“我们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2003年新河镇成立了行业工资协商监督领导小组，镇党委副书记任组长，主管工业的副镇长任副组长。“我们有了撑腰人”，陈福清说，“工会叫老板们来开会，人家是不听的。党委叫他去，他就要认账了。”

2003年9月，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协会与行业工会签订了第一份行业工资协商协议书，规定了行业最低工资，统一了5个工种、59道工序的工资标准。此后的6年，行业职工工资(工价)年增幅在5%～12%，劳资纠纷减少了70%。

“跟老板谈判要讲策略”

陈福清总结了8年来与企业老板谈判的“抗战”策略。一是要慢慢谈、反复磨，不能撕破脸，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二是打“时间差”，抓住企业最忙的时间段谈工资，掌握主动权，对老板形成压力。

每年的夏秋季节是羊毛衫行业的旺季，行业工资协商也在6～8月展开。“老板们说这样做很‘坏’。但如果我们手中没有一点点制约因素，不能给他们出点难题，就根本没法谈！”陈福清说。

即便如此，以往一贯由老板单方面说了算的工资问题，要引入工会的力量参与共决，难度仍然大得难以想象。经过长达4个多月的协商，直到2003年9月9日行业工资协商协议书签字当天，还有老板在会场上提出异议。

“说实话，当时感觉很头痛，都到这个份上了还这么困难。会议只好暂停”，陈福清叹了口气，“我跟那个老板说，‘工价表一旦公布，你不遵守，以后就没有人到你那里做工了’。他只好作罢。”

“年年协商，年年都要挨骂。就是因为我们跟企业的地位、力量不对等”。看着墙上贴的7年7张工价表，陈福清似有一肚子的委屈。随着“用工荒”的到来，老板们认识到了工人的价值。“现在我们到了企业，老板们也给沏点茶水，我们参观、了解工价也没那么难了。”

“不能沾企业一分钱”

新河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最初是由镇总工会直接和企业方、行业工会谈的，但签订协议却需要对等的协商主体。于是在协议签字前，新河镇成立了羊毛衫行业工会。谁来当这个工会主席？“当时领导问‘老陈，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来当吧”，陈福清颇有点英勇之气。

“如果从众多企业中选出一个工会主席，来当这个行业工会的主席，那他谈判的底气是不硬的，搞不好惹怒了老板，就会让他‘滚蛋’。而我是不怕的”，陈福清说，“所以最重要的是，工会主席不能沾企业一分钱。”

12年前，陈福清也是个下岗工人。这样的经历，让他能够理解工人的苦。“单个工人是没有力量的，工人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工会，合法维权。”2008年1月羊毛衫行业工会换届选举，陈福清高票连任。“这个官不大，但是能说出工人的心里话，能替他们说句公道话”，陈福清说，他心里很感动。

“如果不是温总理有了批示，我们羊毛衫行业的工资协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名气”，陈福清这样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做法是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反映到温总理那里的。如果知道了，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他。”（记者杨琳）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