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一个工人的富士康八年
[发布日期：2010-7-8]
那是陈伟良离郭台铭最近的一瞬间，他冲动地想过去说点什么，但蜂拥而至的记者让他失去了机会。
5月26日，媒体开放日，富士康龙华园区食堂门口，被记者们挤走的陈伟良觉得自己富士康的八年和这一刻是一样的：被人潮裹挟，离梦想远去。
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电子游戏中，陈伟良花了八年时间从富士康的“不铨叙”员工“升级”到“铨叙”员工师1级别，离“通关”则还有整整14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多愁多梦的八年青春时光里，他在不可抗拒的系统里随波逐流，感觉自己逐渐变成了漫长流水线上的一个机械环节、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上岗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
八年前的一天，陈伟良从中部地区的一个中专来富士康实习，被分到了深圳龙华园区。第一个月试用期他拿到了600元，第二个月就变成了1100元。这让陈伟良有点兴奋，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成了一名为富士康创造巨额财富的流水线工人。
这是陈伟良的第一份工作。也就在这一年，富士康成为中国大陆最大出口企业，郭台铭则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亚洲之星”。
“这应该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工厂。”陈伟良说。富士康是个“巨无霸”式的工厂，深圳龙华园区是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在大陆最大的工业园区，总面积2.3平方公里，从南门走到北门快的话30分钟，慢的话要50分钟。
在这个工业“巨无霸”里，所有一切都井井有条。在标准化的流程下每张办公桌上摆放茶杯的位置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这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效率。标准化的流程同样希望每个工人每天有差不多相同的劳动量、差不多相同的休息时间，因为这能最大限度地科学利用劳动力。
在富士康，流程和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尽管在执行中难免会有些走形，但不停运转的生产线至少可以限定工人一天必须做多少个动作。
富士康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员工进公司的第一堂课就是军训，列队出操。“这是学习尊重规则、尊重秩序。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士兵，指哪打哪，不容许有丝毫的差错。”虽然在学校里也没这么严格过，陈伟良还是很愿意遵守这样的半军事化管理。
与半军事化管理相对应的，是墙壁、楼道等很多地方充斥着的“富士康式”标语。其中最出名的一句是——魔鬼藏在细节中。
陈伟良在富士康的第一份工作是“品管”，这是一个质检工作岗位，经过两天的培训之后，他正式上岗。
富士康的管理有三个秘诀，一是流程化，把入口到出口之间的工作细分为若干个节点；二是专业化，每个人只做流程中的一节；第三是标准化，动作、工具与原料都标准化。
在富士康，到处是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20秒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一分钟装7个静电袋，在他身边，很多人每天用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几个单调的动作。
每个工人都是流程的一个环节。在他们手中，诞生了电脑、手机、MP3等高科技产品，但很多人却甚至连成品都没有看过。陈伟良说：“比如一些普工，工作三年，所有的工作内容就是扫描、装袋和贴标签。”每天都是那几个动作，汗水滴落在运转的机器上，随即蒸发得无影无踪。
正是依靠对流水线工人的科学管理，富士康在2005年做到了“982”，意思是98%的产品可以2天内出货，这个速度，整整领先了其他同行3天。郭台铭也随之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巨子。
不满
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郭台铭的创业史被口口相传，创业初期的神话让陈伟良听得热血沸腾。“这才是效率！这才是管理！”当时只有19岁的陈伟良感叹说。
但他对郭台铭的赞美和崇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掺杂进了不满。
陈伟良没能和同学分到同一个事业群，这里有11个事业群，如果不是在一起上班的话，想见上一面就很困难。陈伟良的宿舍里住了八个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由于基本上每天一半人在睡觉，一半人在上班，大家相互之间很难有交往，甚至一个月也说不上几次话。
有一天，陈伟良不小心弄丢了一双“贵人鸟”的鞋子，这让他很心疼，但也想不出办法找回来。他说：“你几乎不相信，睡觉的时候手机是要放在枕头下面的，有的人甚至直接拿在手上睡觉。”
他想和同乡住到一起去，在这个庞大的“巨无霸”中，有20%的人都和他来自同样的地方。但这个看上去简单的想法很快被他的主管拒绝了。
陈伟良不知道这是一个“科学”的安排。在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发生后，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毛寿龙对富士康的这一安排作出的解释是，同一个地方的人错开安排是为了效率先行，有效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陈伟良只是感到工厂的安排有些不人性化。这里的宿舍没有一张桌子，这里的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私人友谊，他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看似很简单——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话就可以拿到奖金，但会上迟迟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几乎所有入职的新员工也同样说不出所在事业群老总的名字。
不久后，陈伟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受到了老员工的呵斥。他对粗暴的态度有天生的反感，有时候会忍不住起争执，这一度加强了他想离开的情绪。“但是能到哪里去呢？学历不高，离开富士康去的可能是个‘穷士康’。”离开，不过是一时的想法而已。
每年3月份左右，富士康会调一次薪。在来到富士康的前三年，每次调薪前的几个月，陈伟良总是被调到一个新的部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调岗了，可以多学些东西。”陈伟良说。但最终他发现，换岗的结果是薪水三年未涨。这时他才回过味来，自己被当作“刺头”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三年。直到2005年，他才从“不铨叙”变成了“铨叙”。富士康员工队伍分铨叙和不铨叙两种。铨叙又分两级：员级、师级。员级再分为1~3级；师级则细分成1~15级。
铨叙，本是旧时一种叙官制度，按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在富士康，大部分流水线工人被归类不铨叙，也被普遍称为临时工或者普工；运气好的，也许几年后有机会转为铨叙员工，在企业正式“入籍”。
“我一来就是‘不铨叙’，来了三年都还是‘不铨叙’。”陈伟良说，相比而言，升职快的人，一年多时间就可以从“不铨叙”转为“铨叙”。
“我比其他人更勤奋、更努力，可是升职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来得慢。”陈伟良说。这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落。
谈话间，陈伟良不停地抽烟，在每一次欲言又止或不满时，他都习惯性地拿烟堵住嘴巴。他抽的是“红双喜”，这种烟在这里很常见。
抽烟是进工厂最容易染上的一个习惯。工人每工作2个小时可以休息10分钟，很多男工都利用这个间隙跑到车间外面抽烟。他们习惯性地蹲着，不怎么说话，每个人看着近处、远处的高楼，享受片刻的放松。
“台化”
公司的“台干”里把相互聊天、发牢骚叫作“打屁”，意思是“废话”、“屁话”
陈伟良开始学着改变自己。
在富士康，大部分人都知道郭台铭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你周遭的人，就决定了自我的格局。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看得比较长远，空间就比较宽广，就不会对得失看得太重。
陈伟良决定把得失暂时放一放。在富士康，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服从”，“比如不能越级汇报，只能和你的直属上司汇报。”陈伟良说，这里的等级制度很森严，“最好是无条件服从。”
“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在富士康有这样一条标语。
慢慢地，陈伟良可以很熟练写出很多繁体字，甚至学一个台湾上司的口头禅也惟妙惟肖。他开始不停地说“是”，他的口音，几乎开始听得出来“奶茶味”了。他也学会了对一些不熟悉的下级不停地夸张叫嚷“OK”，反问语气，尾音挑得老高。
“台化”之后的陈伟良慢慢有了发展。他开始带新人了，2008年、2009年，陈伟良一连升了两级。这些改变对陈伟良来说是正面的，他从“不铨叙”升到“铨叙”，然后一路是“员1”、“员2”、“员3”、“师1”，改变最大的是他的底薪，从八年前的600元，升级到1200元。
在陈伟良缓慢“爬升”的同时，富士康也在飞速发展。从1996年开始，富士康就以年复合增长率超过50%的速度成长为工业化体系里的超级“巨无霸”。在深圳，龙华厂区有26.5万人，观澜厂区11万人，深圳其他厂区还有将近2.5万人。
2005年，富士康国际(02038.HK)在香港成功上市。此后，富士康投资开发烟台工业园区，群创建成投产，收购奇美通讯，收购安泰电业，进入汽车电子领域，在世界500强排名中实现了“大跃进”。
富士康迅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厂。普工们潮水般地来，又潮水般退去，极少数沉淀下来的人，和陈伟良一样慢慢往上“爬升”。
2009年，陈伟良终于晋升为师1，这对他是一个突破性的转折。“区别在什么地方？师级出差的房补500元，员级是150元。这就是等级的区别。”
虽然晋升了，但是陈伟良还是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沮丧。他花了八年时间做到师1，上面还有14级，而且越往上越难。他说，“师15级”只有郭台铭一个人，“师14级”基本上都任职事业群总经理，基本是清一色的“台干”。这是他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陈伟良从宿舍里搬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象征意义上的逃离。与之相应，他还学会了像别的工人一样去找个小姐发泄一下。“我学历不高，出去的话未必找到好的工作。”陈伟良说，这让他有一种自卑感，总是担心跳槽会比现状更差。
“能做8分的，我现在只做6分。混得过去就行了。”陈伟良说。
陈伟良也觉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大。公司的“台干”里把相互聊天、发牢骚叫作“打屁”，意思是“废话”、“屁话”。去年公司“尾牙”（年终聚会）的时候，一路跟随他的几个小兄弟都喝醉了，其中一个小兄弟晓林过来找他“打屁”，晓林给主管送了礼，还是一连两年被评了最差的“丁”级。他摇摇晃晃地拍着陈伟良的肩膀说：“要不是因为你在这里，我们几个人早就都走了。”
叙述到这个场景，陈伟良突然有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一个月1200元，他们就把我买断了。我太廉价了。Do you understand？”他不停地说着。那句英文是他的台湾主管惯用的。
发泄
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也会大叫着说明天就去和主管发飙，表示“不干”了。但酒醒后的第二天，这群人都还会穿上深蓝色或者白色的厂服，按时去上班
今年1月份开始，富士康开始密集出现极端事件，从4月份开始，消息在整个工厂蔓延开来，“每次班组里都像炸了锅一样。”陈伟良说。在他看来，这些极端事件中的普工只是以某种方式离开了工厂。
“难道工厂没有责任吗？”陈伟良不停地问自己。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倦。毛寿龙认为，一个工厂的规模太大以及受制于一定的管理方式，员工的自我价值感会降低，其不可控风险也会加剧。
在今年4月之前，富士康普工每个月如果想拿到1800元左右的月薪，需要加班超过100个小时。这意味着，每天需要加班2个小时，每个双休都要加班。
从今年4月份，有些事业部每周可以休一天。富士康流水线上的普工，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是900元，从今年6月份开始调整到1200元，10月1日以后，这一底薪将被调整到2000元。
6月的一个晚上，8点左右，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南门的一个大排档，陈伟良开始给“一条线”上的同事打电话，“我不开心你来不来吃饭？快来，打车费我报了！”
20分钟后，两个同事陆续走路赶了过来，这里离龙华园区南门很近，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并不远。
这是他们现在发泄的一个方法，一起喝点小酒，然后发发牢骚，讨论是否要辞职。
在富士康，辞职的手续是异常繁杂的。在东环二路富士康南门口，每天有将近2000人在求职，快的话当天就能应聘上。但到了辞职，这个“程序”的过程就变得冗长无比，“一个普工要辞职的话，要找线长、组长、课长、部长、厂长、经理、人资、后勤、工会等，涉及的部门多达三四十个。”陈伟良说，这个流程要一个月时间才能走完。
尽管手续繁杂，尽管富士康一直宣称待遇很好，每天还是有大批的普工离开。他们一般会选择自动离职。按照规定，超过三天不去上班，就算自动离职。富士康各个集团在每个月的7~12日发放工资，为了拿到上一个月的工资，普工们愿意无偿多干10天然后直接拎着包裹走人。
但陈伟良一直不愿意这么干。这八年来，他看着太多的人离开，更多的人在第二天迫不及待上岗。他说：“很多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机器还在正常运转，没有人会记住你的价值。”
他不知道的是，美国《时代》周刊评出2009年度人物，第二名是一个群体——中国工人，入选理由是，中国经济能够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快速发展，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勤劳朴实的中国工人。
在这次聚会上，晓林几乎是发泄式地和陈伟良说：“我们跳槽吧，只要你去什么地方，我都跟着过去。”这是他们之间出现频率很高的一句话。对此，陈伟良的回答经常是，“等6月份吧，等我年终奖拿到手再说。”这是“巨无霸”留人的一招，在当年的时候拿一半年终奖，第二年的年中再拿另外一半，他们事业部年终奖通常是一个月工资的八倍。
“我们跳槽吧。”晓林和其他一个兄弟一起劝他。他们早已经有一个固定的小圈子，有五六个人，都等着陈伟良跳槽，然后他们一起跟着过去，这是从去年到现在反复论证很多次的一个设想。
一般来说，设想总是在第一步就戛然而止。第一步需要陈伟良先跳槽，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很犹豫，有时候想，出去也没什么好混的，也同样是熬。”陈伟良说。在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也会大叫着喊兄弟们喝酒，然后说明天就去和主管发飙，表示“不干”了。但酒醒后的第二天，这群人都还会穿上深蓝色或者白色的厂服，按时去上班。
“换桌”
离开“巨无霸”，哪怕山的后面是同样一座山
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陈伟良开始认真想，是不是需要跳槽。
6月1日，富士康表示再出现极端事件将不进行赔偿。6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对外发布了第一次给基层员工全体加薪的消息。随后的6月7日，富士康国际晚间正式公告，将经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底薪升至每月2000元，升幅达66%。
陈伟良不是普工，能不能加薪，还需要继续等通知，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又听到了关于厂区是不是要搬迁的消息，这让他感觉有些害怕。
可是加薪了又怎么样？在富士康的八年里，陈伟良的薪水多次增长，达到了每个月将近4000元人民币。
“极端事件的出现，工厂一个劲拿赔偿说事，说自己没有责任。但这是真相吗？工厂真的没有任何责任吗？富士康可能从来就不愿意普通工人长久干下去，这样的话人力成本会是个负担。辞职之所以麻烦，只是厂方怕工作一时接不上。”喝完酒后的陈伟良突然抛出了这么一句。他说，有一天他看到晓林因为生气，把键盘敲得“啪啪啪”乱响。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南门，不管烈日当空还是狂风暴雨，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满怀梦想，想成为富士康中的一员。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学历不高，在短期的集中式培训后，也会说几句简单的英文。他们会说“IDPBG”、“PCEBG”，可是并不能明白这些字母组合的含义。
“拿完年终奖，我准备去走‘一个月的程序’。”陈伟良最终下定了决心，离开“巨无霸”，哪怕山的后面是同样一座山。他记得郭台铭的一句话：打麻将一般要打到八圈才算钱，现在他才只打了两圈。在没有下牌桌之前，输赢还很难预料。
陈伟良说，他要带着尽可能多的兄弟们走掉。他想换张麻将桌，换换运气。
（本文中的陈伟良、晓林为化名）
夜与昼——两个富士康普工的梦想与现实
“白天”已经回家，“黑夜”还在继续。
陈明远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楼的楼顶。被拦下后的他被舅舅带回了湖南老家。陈明远上火车的时候，他的舍友刘效林没有去送他。
在全中国，每年有2亿多农民离开家乡，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陈明远和刘效林，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对合租者。他们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彼此时间正好错开。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群体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
失效的节俭
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尽管是室友，刘效林与陈明远并不熟悉。他们在一次郊游活动中认识了，两个人都想从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开始合租。他们租的房在深圳一个叫塘前小区的居民楼六楼。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厅，麻雀般五脏俱全。进门的厅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没有任何东西。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床，占据了小房间里三分之二的面积。
整个房间只有一张床。陈明远和刘效林把时间有效地错开了。陈明远对应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来睡觉。刘效林是“黑夜”，白天回来睡觉。这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二十四小时热炕”。
“为了省钱，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一百出头。”刘效林说。这个合租房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洗衣机，水电费少得惊人。
他们和亿万农民工一样，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从一处流动到另外一处打工。他们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称“打工者”最多的一座城市，现有的外来务工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他们所在的企业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国代工企业的典范，光深圳园区就有40余万员工。
一个没有疑问的原因是，刘效林和陈明远选择合租是由于贫困或节俭。
1990年，中国农民工的人数不过才2135万。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2.29亿。在中国的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已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业集中。
按照刘效林的说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错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个月大约100个小时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实，他们的薪水要比他们的父辈更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时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钱得多，那时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积累一笔小财富，回家盖个房，开个小店，过上不同的生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这使他们面临的局面比父辈们面临的要残酷得多：节俭已经失效。
梦想与模仿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他们怀着梦想在异乡打工。
尽管贫穷，但他们渴望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从他们的打扮上可以看出来。
陈明远爱漂亮，穿得很时髦，因为怕发炎，左边耳洞里塞着一个茶叶梗。刘效林比他大四岁，看上去像另外一种人，穿得最多的是厂服，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味道。
他们都愿意下一些本钱把自己打扮得更为时尚一些。在富士康，也随处可见模仿“非主流”的年轻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些调查的说法是对的——新一代农民工比他们的前辈要娇气、自私，实际上，他们在私下里过得节俭得多。
他们只是在模仿一种城市的生活。模仿的对象变了，呈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富士康，陈明远和刘效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陈明远的梦想是当一个中医，像李时珍一样上山采药治病救人。这在现实中显得很遥远。
刘效林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年轻人，与其说梦想，不如说是计划更恰当些，他只想做点小生意，在充沛的体力减弱之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
富士康今年第一个极端事件主角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几行字迹：“铭记自己种下的誓言：我将于2008年达成月薪创下5000元，如果达到目标，我将在街头磕三个响头。为了过富人生活的誓言，将改变我的一生。”
无法断定这是不是马向前的笔迹，但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体中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能赚足够多的钱，然后回去考驾照，开个货车。”来自重庆的一个普工许超说。令他懊恼的是，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最终都会所剩无几。
女性普工的梦想更实际些，19岁的甘肃女工巩小娟，从15岁开始出来打工，现在每个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她对未来的想法就是回到家乡开个小店，然后嫁人生子过稳定的生活。
党国英说，对于青年农民工群体，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义上是个象征，意味着摆脱目前的境遇。
彩票的作用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他们愿意模仿城市的生活。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因为他们的模仿而离他们更近。
“城市欢迎新生代农民工的到来，但并不欢迎他们的定居，企业有订单的时候拼命招收农民工，但也不喜欢农民工成为固定工。”党国英说。
深圳市一家权威机构所做的关于新生代民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最大的生活问题排序上，排名第一的是“收入低”，“生活枯燥”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难以在城市立足”。
尽管政府在作出不懈的努力，希望能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但城市的根本逻辑、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根本逻辑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农民工的立场。富士康为农民工准备了“三金”，准备了清洁的食物和符合规定的加班费，那是为了能够不违法以及在企业的旺季能够有足够多的劳动力。
比如说，户籍。富士康系列极端事件之后，深圳开始调整现行的户籍政策，6月23日，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提出深圳的外来劳务工们将有可能通过积分制度获得深圳户口，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快乐生活。
要成为一个“城里人”，房子几乎已经成为必备条件之一，心怀梦想的农民工们也必须得拥有一个永远都实现不了的收入。
在这点上，刘效林只是有些沮丧，他不想回去，但也没有试着在城市里落户。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厂区周边的房价，在他想象中，这个价格很高，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或许比他想的更高。刘效林打工所在的宝安区，已经成为深圳又一高档住宅片区，其中心区楼盘的起价均在2万元/平方米以上，就算偏远些的地方，房价也要达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按照这个价格，刘效林打两辈子工也难以在深圳立足。
在深圳的普工们中间流传着一条新闻：2009年8月，富士康一名21岁广西小伙子购买福利彩票中1327万元大奖。
这让大家都满怀天上掉馅饼的“期待”。在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每个月发工资的几天，彩票站点的生意总是好得出奇。
青春·谎言·爆发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超越自己的境遇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但他们还有青春。正是这些无法排遣、无人关注的青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北门，东清湖村，狭小的区域里聚集了数十家黑网吧。这些网吧由农民房改造而成，压上两块钱就可以上两个小时的网，记者看到，大部分的年轻男性都在玩游戏，相反，女性都是以看电视和娱乐新闻为主，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穿着工厂里的厂服。
这些网吧的电脑中还存放着大量成人电影。就算是白天，偶尔也会有人打开来看一看。
富士康龙华园区的北门，网吧旁边很多房间被改造了，一些穿着暴露、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不时走来走去，偶尔会有一些男工上前搭话，然后上楼。
青春的躁动被“武藤兰”、“苍井空”们不断消磨。
在富士康大水坑观澜园区附近的一家妇科医院，记者了解到，每天有大概二三十例流产手术，在周边，同等规模的妇科医院，大概有十多家。
这是女性普工遇到最难以启齿的问题，一个做完手术不久后的女工，电话里和男友谈到了分手，情绪突然失控，在歇斯底里发作后，把手机从七楼扔了下来。
她不知道的是，男友之所以要分手，是因为对另外一个差不多年龄的女工“有了感觉”。
感情成为他们这一代工人情绪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陈明远也一样。“为了女朋友才来到富士康，来了之后又分手了。”
谎言成为年轻男女分手前的征兆，比如陈明远的女朋友，同样用谎言“稳住”了陈明远。这让19岁的陈明远感觉到很大的“挫败感”，他有点不愿意说，“这是想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5月31日，在床上躺了两天后，陈明远留下一封信。信里说，儿子活着真的好苦啊，还多次提及到父母和他之间感情的隔阂。
这是所有问题堆积在一起后的总爆发。
断裂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
陈明远被舅舅带回家没两天，就在想什么时候再出来打工。他觉得自己和没有出来的朋友不一样了，“毕竟见过世面了。”从外表看，他要比家乡的朋友穿得入时，但陈明远认为自己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回家他已经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一直做一个很奇怪的梦，梦到有一个男人从楼顶张开手臂飞了下去。”
如果说这寓意着逃离，通过摆脱环境来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他现在又迫不及待想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去。用毛寿龙的话来说，陈明远开始有了“身份认同障碍”。
相比陈明远，刘效林要顺利得多。刘效林现实、谨慎、理性，才23岁就已是富士康IDPBG（数字产品事业群）的一个线长。这个事业群生产了苹果公司的大部分代工产品。
得到线长的职务和他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在之前一次内部招聘上，有一个专门针对英文的考试，刘效林在中专学的英文帮了他大忙。他说，他告诉面试官，之前换过很多份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在东莞一个手表厂里做测试。
这个细节很大程度上帮了他的忙。在其后不到一年里，他很快被提拔为“线长”，这比一般人要快很多。“这一年时间我都没出过任何错。”他想了想，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即使是刘效林，也知道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基本上‘线长’已经到头了。”他很了解，凭现在的学历，要再往上爬，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工厂也试图提供“很大的空间”给他们，像富士康的IE学院，很多技工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来完成进修。但刘效林说：“换一个地方，也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工厂按照自己的逻辑给工人提供便利，甚至人生规划，但这很大程度上仅仅对工厂有利，对工人来说，这种规划，只是“被规划”了而已。在深圳的那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中，工作上最大问题排序中，“没发展机会、工作没成就感、工作机械能力没提高”被依次排在前三位。
中国的城镇化在迅速展开——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17.9%，2009年，这个数字飙升到46.59%。国土资源部一份“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1998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9.45亿亩，2008年仅为18.257亿亩（人均仅1.37亩），呈现出持续减少的势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1300多万亩。根据测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在5000万人左右，中国打工群体到了刘效林、陈明远这一代，不仅积累一笔能够改变生活的财富是个幻想，而且其中很多也回不去了，因为能够耕种的农田在不断缩小，也因为务农的收入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农村，也没办法呆在城里。”毛寿龙分析说。这是农民工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断裂。他们打工，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外。
在陈明远回家之后，刘效林开始上白班，“黑夜”开始转换成“白天”，他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每个月多负担一百多元的房租。
“年纪轻，就是要拿命搏钱啊，但肯定会走，没有人会在这里呆很久。”刘效林说，你看，这里打工的都是18～25岁。
但任何工厂都是一样的。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人生的一种过法。
“黑夜”和“白天”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至于明天，谁知道呢？ （文中陈明远和刘效林为化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