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管理人员比“专业人士”拿得多，似乎是一件很司空见惯的事儿。在这样的语境下，待遇往往都由你在政府机关或者企业公司中的职位决定，而不是由你的专业水平决定，“官”当得越大，各种收入往往就越多。从原来的“脑体倒挂”，到现在的“专业人员”与“领导经理”的待遇悬殊，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人是知识的载体，对专业人士的轻视必然导致无人关心专业知识。而无人关心专业知识的结果必然导致文章、产品等等的粗制滥造。有人更是发出这样的担忧：中国就业市场重赏管理人才而慢待专业人士，已经造成了众多资深优秀专业人士向管理人才的转型，从而使得基层技术人员呈现出年轻化、平庸化的态势。

　　专业人员拿得比领导和经理还多，这在“官本位”历史悠久的中国是个让人很难适应的事。然而，无论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来看，保障专业人士的“钱途”、提高专业人士的待遇都是一条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在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专业人员“钱途”关系国家前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夏学銮

　　倘若官民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与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把大批知识精英、专业精英、技术精英都吸纳、禁锢在官僚体系之内，社会和国家就会失去变迁的源泉、创新的动力、发展的前途。

　　“重赏管理人才而慢待专业人士”、从而造成“众多资深优秀专业人才向管理人才的转型”、致使一线专业人员缺乏的现象，令人忧虑。

　　实践一线是思想创新、技术创新的前沿。实践一线工作人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与专业技术水平，往往决定着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企业产品的质量，进而影响着宏观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发达国家的经验是，资深专家、教授的工资等于或高于一般大学校长的工资。在我国，由于工资、福利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导致众多优秀专业人才从一线的专业技术岗位向高层领导管理岗位转移。按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社会流动规律，这是无可厚非的选择。但是，这种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将从基础上削弱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掐断中国创新文化的源头活水。

　　重赏管理人才而慢待专业人士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学而优则仕”的观点，奠定了中国“官本位”的基础。虽然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无形中提高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地位。但是，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四民”的阶层划分中，官吏是不在其中的。这就是说，它是高于所有社会阶层的。正是几千年的官本位体制造成了今天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初，“官本位”受到了一定冲击。“淘粪工人”和“国家主席”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地位平等观念让人感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专业人员虽然在政治地位上低，但是在工资待遇上却是高的。“大跃进”、“十年动乱”等运动破除了政治上的等级制，也解构了专业人员比官员工资待遇高的新中国传统。这种破坏的后果是双重的：官员们失去了体面的政治待遇，专业人员失去了优越的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专业人员进行职称评定时期，专业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受到重视、日益提高，以致出现了官员也跟着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乱象。官员被评为教授、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的比比皆是。这种“便宜两边占”的现象，至少说明当时专业人员的工资待遇比官员们的要高，要不然他们就没有必要挤进专业人员队伍了。

　　现在这种领导经理与专业人员收入悬殊的现象，是改革开放初期所批判的“体脑倒挂”现象在新形势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是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表现。优秀专业人员纷纷选择当领导经理，从根本上违反了彼德原理。彼德原理说，一个人的专业技术能力并不必然预示着他的领导管理能力，因为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能力。让专业人才当领导，搞管理，等于让拿笔杆子的人拿枪杆子。在全民皆兵的战争年代，拿笔杆子的人拿枪杆子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这种角色互换只能出现在追求不同体验的游戏中，如果发生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那只能说是领导用人不当了。而现在的情况是，迫于生存的种种压力，许多专业人才不得不转向工资更高、待遇更好的领导管理岗位。

　　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只是个体的错误，那么后一种情况则是制度的偏颇。个体错误纠正起来比较容易，制度偏颇纠正起来要困难得多。官民待遇悬殊的激励机制与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把大批知识精英、专业精英、技术精英都吸纳、禁锢在官僚体系之内，这样社会和国家就失去了变迁的源泉、创新的动力、发展的前途。当知识、专业、技术人员把当官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解决这种领导经理与专业人员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第一，认真落实十七大制定的人才强国发展战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要尊重专业人才，这种尊重首先要在工资待遇上体现出来；第二，大幅度地提高教师、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水平，使其高于或等于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这样才能保证士、农、工、商各阶层各谋其事、各安其位；第三，克服专业单位、专业社团的行政化倾向和“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去掉其行政级别，让专业资格、专业能力说话；第四，政府要为大学、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保驾护航，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教师、尊重专业人才的社会氛围。这样才是富国强兵、官富民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

　　让专业人员看到光明的职业前景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丁元竹

　　当一个社会把财富、声望和权力都集中在某一个群体身上的时候，这个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长此以往，它的发展动力会逐渐耗尽，社会将出现不安，造成不健康、不平衡的社会发展。

　　“专业人员有钱途吗”？这个问题在表层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和当下的竞争环境，往更深层次说，它折射了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亟需与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

　　中国专业人员“钱途”问题的实质不仅仅在于收入，更在于其社会地位。有三个要素构成人们的社会地位，它们分别是财富、声望和权力。财富是指个人用经济所得交换商品或劳务的能力，其中包括使自己接受良好教育和获得较高经济地位的能力。声望是指人们在自己所处社会环境中获得的声誉和尊敬。权力是指人们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它不仅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于财富的所有关系，也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三个要素有时互相联系，甚至是互相重叠，但不能完全等同或互相代替。在现代社会，这三者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了，换句话说，它们不应当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应当使财富、声望和权力的分配适度分散、公平分配，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合理的。

　　不论哪个国家，人才的分布与财富、声望和权力的分布是成正相关的。公共资源缺乏、资金缺乏、声望低下、权力匮乏，需要配置的人力资源自然也缺乏。因此，现阶段我国的人才分布与财富、声望和权力关系在实质上也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性问题。这使我想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德说过的一句话，“生产社会的最终问题是它生产了什么，这表现在对某些东西供应充足而对另一些东西的生产却很吝啬的一种难以缓和的趋势。这种差距甚至引起了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健康”。加尔布雷德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社会中一些人对待专业人员的吝啬行为是有帮助的。当一个社会把财富、声望和权力都集中在某一个群体身上的时候，这个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社会风险。长此以往，它的发展动力会逐渐耗尽，社会将出现不安，造成不健康、不平衡的社会发展。当发展的成果仅仅为少数人享用的时候，对于其他大众来说就是剥夺。

　　在中国，一般的专业人员不愿意服务于专业领域或到地方或基层工作，因为专业领域或基层的资源匮乏，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是往基层配置更多的资源，无论是财富、声望还是权力都是如此。《世界地方政府自治宣言》第五条称，“地方政府雇员的雇佣和培训机会，应当确保地方政府的职位是具有吸引力前景的职业。中央政府和/或上级政府应鼓励和促进地方政府实行功绩制”。《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六条要求，“地方政府雇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应确保根据品行和能力录用到高素质的人员；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提供充分的培训机会、报酬和职业前景”。这就是说，要把地方公务人员的素质高放在首位，为此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培训、报酬和职业前景，使他们有信心来从事这项工作。 

　　在中国，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在发展中受益。关键是看有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制度和合理的社会结构。要真正让专业人员有前途，至少要先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作为人力资源的专业人员如何能够匹配到与他们的知识和才能相适应的物质资源，包括工作条件、待遇、职业前景等。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市场问题，也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问题。二是多元价值问题。既然一个社会不可能仅仅靠一个群体、一个部门来发展，那么就必须承认各个群体和各个部门的价值与作用。在此基础上，社会要承认各个领域都能获得成功。三是制定相关法律和法规限制权力和财富对声望的侵蚀。同时提倡管理人员职业化，让财富、声望和权力在各个群体中合理分配。只有社会确立了不仅仅挣钱和做官才是成功的标志，志愿服务和公益创业也是成功的标志这样的多元价值体系，专业人员才会真正进行多元选择。

　　如何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建立功能正常的社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任务已经摆到了我们面前。一个创新型社会必须给予有天赋和有创造力的人们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