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之痛
[发布日期：2011-11-24]
对于人满为患的儿童医院，我们需要怎样的“多点执业”？本报记者 李慧摄
一边是“血液流失” 一边是“供血不足” 谁来医治“儿科”之痛 今年4月14日，《民生广角》版刊发的《儿科难，难在哪》的报道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时隔半年多，当记者再次深入北京儿童医院，所看到的一幕幕令人担忧——“看病难”问题更趋严峻。
▲因为集中了北童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这里的“习惯性拥堵”让很多司机叫苦不迭，也成为“首都”变“首堵”的一个生动注脚。
▲大量外地病人和急难危重患儿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待，而少数人却在所谓“贵族医院”享受着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在公共医疗服务远不能满足患者需求、百姓普遍反映“看病难”的现实之下，这公平吗？
▲在一个儿童数量已占到人口总量的16.6%的国家，难道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儿科学专业”？在儿科医生后继乏人的困境之下，儿科学专业的取消何尝不是釜底抽薪？
11月16日晚7：30，天空飘起小雨，北京儿童医院西侧路已堵得水泄不通。
因为集中了北童医院、首都儿研所、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等多家医院，这里的“习惯性拥堵”让很多司机叫苦不迭，也成为“首都”变“首堵”的一个生动注脚。
“三个大型儿童医院集中在一起，不论是从医疗资源均衡分布，还是交通拥堵方面考虑，都是不合理的。不知规划部门当初是怎么考虑的？”一位车主的抱怨听上去不无道理。
季节的交替意味着又一个流感高发季的到来。为了应对患儿数量剧增，北京儿童医院的挂号厅移到露天大棚。寒风中，搂着孩子的大人们在挂号厅和门诊大楼间来回穿梭。
内科门诊室外人头攒动。“今天内科有20多个医生出诊，内科号已经叫到第2381号了。”主楼候诊大厅内科室分诊台的护士一边收发着病历册一边说。
考验极限：儿童看病难怎甚于成年人？
“输液的叫到1240号了。”护士一边帮患儿拔针头一边说，“晚上一般还得有500个病号。”输液室的景象十分“壮观”——不足一百五十平方米的两个输液室里，挤满了数以百计的患儿和家长，污浊的空气让很多人选择坐在输液室外的走道里，输液瓶就挂在走廊的护栏或是家长自己提着。
家住北京永定门附近的张老太告诉记者：“我们是下午两点来的，下午六点才输上液，现在才输完，用了六个小时。”
考验的不只是家长——
这里的一位内科医生说，半天就要接诊140多个患儿。这意味着在三个半小时内，医生和每个患儿的平均面诊时间还不到2分钟，以至于没时间喝水、上厕所。同时，在短短的两分钟里，必须准确地对症下药。“今天还算好些，”输液室的护士说，“去年这时候，每天输液的有2000多人。
哭闹声、叫号声、询问声混成一片。嘈杂、焦急、等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就是北京儿童医院。
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采访时，五分钟的时间就有三个“号贩子”找上门。本来七元一个的副主任医师号竟然被叫到一百元一个。然而，周围也不乏买高价号的家长。
在挂号大厅排队的来自山东菏泽夫妇俩告诉记者，他们的小儿子两岁多，要挂骨科。
“我是第二次来这儿给孩子看病了，排明天的号今晚就得过来。要是不了解这儿的情况，你一星期也挂不上号。本来济南也有好医院，但我们做父母的都想到最好的医院。我现在排队等晚上保安发小号。拿到小号就可以回去了，第二天拿小号过来按顺序挂号。”
孩子的母亲也说：“但也得早点过来，上次我就是凌晨两点过来的，晚上基本没可能睡觉的。你要五六点过来估计也够呛，因为有插队的。另外，本来就没几个号，经他们这些‘号贩子’一折腾，最后就更少了。这儿看病也贵，加上来回的车票也买不着，都是买的‘黄牛票’，看一趟病太不容易了。”
“目前，我国儿童‘看病难’的程度已经甚于成年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说，我国儿科医生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儿童群体的就医需求。深层次原因是儿科医生待遇低、风险大，进而造成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儿科医生的工作。待遇低原因是儿童不适宜进行CT等大型检查，用药剂量较小，这些直接造成儿科医院“盈利”低。风险大是因为幼儿科被称为“哑科”，诊断时很大程度上要靠医生的临床经验。
医生流失：多点执业就是去“贵族医院”？
晚上8：30，记者来到与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大楼相连的“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
这里与北京儿童医院的嘈杂有着天壤之别。
一进门诊大厅，便有引导员带领患者走向挂号台。一楼是医院的挂号登记处、咖啡厅、儿童用品店。住院病房配有电视、独立卫生间。内科护士站，摆放着患儿营养餐清单。当天的值班护士说，内科病房目前仍有空床。
在二楼内科诊室外，一位母亲说：“我们之前在北京儿童医院挂了下午号，当时护士告诉我们前面还有600多个号，至少得等四个小时。孩子都烧到40度，我们等不起。这里内科副主任医师的号是700元一个，虽然很贵但可以不用排队。”
在新世纪儿童医院外科住院部，吴女士说，她女儿三岁多，明天就要在这里做手术。她说，花短时间就能约到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做手术。不像在公立医院，这里人少，医生可以和她们做较长时间的沟通。
“手术费多少钱？”记者问。
“我们做鼻腔腺体切除手术，住三天，加治疗费一共要四万元。这里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国际部，做手术的医生都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
果真是所谓的“国际部”吗？
记者以患者身份询问了当天内科住院部的值班大夫。
对方回答说：“这里的主治医生大部分都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但这里不是儿童医院的国际部。”
“这家医院是私立医院吗？和儿童医院是什么关系？”记者问。
“是私立医院，是医疗技术合作关系。”
“我们想在这里做手术，医生水平能有保证吗？”
“有保证，我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大夫。您在这里做治疗，我们可以帮您约儿童医院的大夫，您想找哪位主治大夫我们都可以帮忙约请。”
这里的一位耳鼻喉科大夫说，他平时在北京儿童医院看特需，周四和周日在新世纪儿童医院坐诊。据了解，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的挂号费是300元，而在这里挂号费是700元。而700元还只是这里最便宜的专家号。
当然，能够承受一次七百元挂号费、三天四万元住院费的，只有少数高收入者。
记者在新世纪儿童医院网站查询了该院医生的资料，这里相当一部分的专家曾经或正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
“按照规定，医生是允许多点执业的。”北京儿童医院办公室负责人强调。她解释说，新世纪儿童医院与北京儿童医院各自独立。两家医院有业务合作，很多医生在两边出诊。
记者随后采访了北京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该局透露，截至10月31日，北京共有251名医生注册多点执业。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2009年9月16日卫生部《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中也对医师多点执业做出规范。“但在《通知》中有一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引导医师合理流动，并鼓励医师主动自愿到基层和农村多点执业。”对方强调。
“国家是鼓励多点执业的。”记者得到了来自卫生部和北京市卫生局的答复。但对去“哪种点”执业并没有限定。
然而，问题已摆在面前——公立儿童医院医生供不应求，大量外地病人和急难危重患儿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待，而少数人却在所谓“贵族医院”享受着稀缺的公共医疗资源。在公共医疗服务远远不能满足患者需求、百姓普遍反映“看病难”的现实之中，这公平吗？在相关部门大力提倡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今天，这难道就是我们所鼓励的“多点执业”吗？
专业取消：谁为2.3亿儿童健康负责？
一方面许多公立医院的医生已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医科大学的学生却面临就业难。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籍的一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整体上看，首医的就业前景不太好，即便是我们附属的佑安医院，我们基本没可能进去的。他们只要协和或者北大医学部毕业的博士，其他的都不考虑。像儿科学制是七年，我们学校算是就业好的，但本来招生就比较少，考分也高。我到时候就业打算先到北京的县区医院工作。”
“现在虽说病人看病难，看似医生紧缺，但其实我们就业只能到小医院去，大医院不会要我们学生。现在的情况是：病人看病难，而我们学医的人也没啥好出路。”首都医科大学山东籍的一位大二学生说。在医学院校生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愿意从事儿科的医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说：“国内医学院校取消了儿科学专业，儿科医师缺乏来源，也难以保证质量。”据了解，1998年，教育部为了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在此次专业调整后，中国儿科医生的摇篮纷纷关闭。
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朱宗涵对此感触很深：“儿科专业被取消后，新的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也始终没有一个培养儿科医生的规划。全国每年需要培养多少儿科医生？谁来培养？如何培养？现实是，十余年来，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而与此同时，我国0-14岁人口已增至2.3亿人。
教育部门仅仅是为拓宽专业面而取消儿科学专业，还是出于别的考虑？在一个儿童数量已占到人口总量16.6%的国家，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儿科学专业？一个专业的取消多么容易，而一批人才的培养是多么困难。在儿科医生后继乏人的困境之下，儿科学专业的取消又何尝不是釜底抽薪。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同时，一些综合性医院的儿科却在萎缩——专家们坦言：在公立医院运行主要依靠药品、检查收入的背景下，因为儿童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收费项目少，医疗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许多综合性医院有的缩减儿科病床，有的取消儿科病房，有的干脆撤销儿科。
而近几年，几乎各地儿童专科医院的业务量却突飞猛进——
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儿童医院年门诊量达240.5万人次，日均7000余人次。
据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公开数据，该院目前每天平均接诊超过3500位门急诊病人。
中山大学医院管理处梁勤儒等人在《正视综合医院儿科困境组建更多儿童医院》一文中提供以下数据：中国儿童医院数量及其床位数呈明显上升趋势，1995年分别为35所和9407张床位，2005年已发展到58所和14353张床位……
一边是“一号难求”，一边是“一岗难求”，有限的“蛋糕”该怎样分好？（本报记者 冯蕾 李慧 陈恒）
记者感言首都的医院 首堵的医院 凡是在北京儿童医院看过病的人都会有着类似的感受。医院的门外“堵”，门里更“堵”。熬夜排长队挂号的患者，拥挤不堪的门诊室和输液室，是这里的常态。就算“买黄牛票”，就算找“号贩子”也要看上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号，家长一切为孩子的心态无可厚非。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和分配不均也暴露无遗。
而一墙之隔的北京新世纪儿童医院却是另一番景象：同样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坐诊，但价格高得离谱——一个专家号起价700元，一个小手术住院三天就要4万元！北京儿童医院给出的答复是“国家鼓励医生多点执业。”这样的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但医生去所谓“贵族医院”，就真的是我们鼓励的“多点执业”吗？有关部门曾指出，多点执业是为了促进医疗技术的交流和鼓励医生去农村和社区医疗机构执业。目的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均衡医疗资源分布。而眼前的现实，不只没有均衡医疗资源分布，反而是倡导稀缺的医疗资源为“少数”高收入者服务，这与政策初衷显然背道而驰。
一位医生的话透露了其中的“秘密”——他平时在北京儿童医院出特需门诊是300元一个号，而周四和周日在新世纪儿童医院坐诊是700元一个号。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很多医生愿意去“多点执业”。我们无权责怪某一个医院或者某一个医生，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儿科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一边是综合医院儿科萎缩，一边是儿科人才短缺。本来，缺什么，就应该补什么。但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教育部竟取消了儿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机制迟迟不能建立。一边是“血液流失”，一边又“供血不足”，问题的解决不只在某个环节，而需要形成合力，从长计议。
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提了多年，但目前离“均等化”的目标差之甚远。北京的医院早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医院，更是全国人的医院。但凡是大医院，周边必定是拥堵的交通，排着长队的挂号大厅。优秀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让“均等化”的梦想显得依然遥不可及。
今年前十个月中国财政收入已超过去年8.3万亿元的总和，全年财政收入将刷新历史纪录。尽管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已从2008年4.57%增长到2011年的5.35%，但这样的投入数量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仍然滞后，相比百姓需求更显得捉襟见肘。“一老一小”都是社会的薄弱环节。国家财政的蛋糕该如何分好？有限的公共医疗资源又该向谁倾斜？（本报记者 冯 蕾）
我说几句 多点执业应让专家下基层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多点执业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让高端人才流动起来，更重要的是让专家在基层医疗机构组建他的品牌团队，树立百姓去基层医院就医的信心，吸引并留住社区患者，实现“小病去社区、大病去医院”。这与完全为了经济利益的“走穴”有本质不同。
要增加后备医师供给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主要靠增加供给来解决。通过教育部、卫生部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协调，促使有儿科学教学传统和能力的医学院校，首先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同时大力扶植条件成熟的院校增设儿科学专业。若能维持并稳定发展专业招生规模，同时增加医院儿科医师的编制规模，并在诸如就业分配、人员培训等管理体制上有所突破，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后备医师来源的问题。
医疗资源应该“跟着人走”
北京市卫生局妇幼和精神卫生处处长吕璠：在目前儿科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化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以妇幼保健机构为例，是否设置儿科应根据区域医疗资源总体规划确定。如西城区和朝阳区已有两所儿童专科医院，可以满足区域内患儿的就诊需求，那么其辖区内的妇幼保健机构就无需设置儿科，儿科医生也可相应补充到有需求的地方，反之亦然。
使基层儿科有良医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儿科主任吴谨准：应杜绝以单一的经济效益作为医院科室的考核依据。尽快恢复儿科学专业招生，尤其是有儿科学教学传统和能力的医学院校。同时，还应加强基层儿科的服务能力，特别是培养社区儿科医生，不但使基层儿科的硬件设备提高，还要使基层儿科有良医，建立社区儿科医生队伍，完善三级转诊体系，这样才能改变儿童“扎堆”到大医院看病的现状。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