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古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隆重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

　　六十年一甲子，四代人800多位考古工作者，数千项田野考古，将200万年来人类留下的一页页无字天书破解，架构了一本可感知的非文献之外的历史，其丰硕的成果引起世界的关注，使中国考古成为世界考古的重要部分。    

　　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中国考古面向世界的片断。

　　85岁高龄的王仲殊，一年仍写两篇论文——“考古人也要研究自己的文明曾经怎样影响过邻国。” 

　　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本营。“这里曾经是黎元洪的院落，1950年4月我第一次来这里，正赶上丁香花开，白茫茫一片，香气逼人，真是漂亮呀！”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85岁的考古学家王仲殊，从1950年考古所筹备时就成为其中的一员，如今60年过去了，依然每年写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日本考古学界依然每年请他讲学。

　　王仲殊真真切切地见证了考古所60年的发展。他记得自己刚进考古所，当时的副所长夏鼐就急急忙忙地来找他，希望他能研究汉唐考古，同时研究日本的考古史。这一次简短的谈话，正投王仲殊所好，从此确定了一辈子的研究方向。

　　王仲殊回忆说，考古所从成立之初起，那些大师级的考古学家的眼光就放得很远。夏鼐先生学识渊博，不但关注中国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对甲骨文、金文、简牍、碑刻资料都能正确解读，而且十分注重中西交通史和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等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东罗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现在中国与东亚、中亚联合考古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考古的资料正为世界提供灵感。”

　　“殷墟人”唐际根——“我参与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全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际根不仅仅是一个考古人。

　　这个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2004年获得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的考古队队长，在河南、在安阳都非常有名气，他于2005年高票当选“感动安阳十大人物”，2006年被河南省政府记了一等功。这一切都是因为殷墟。

　　《考古》杂志曾经主持过一次“中国20世纪100项的考古发现”的评选，殷墟众望所归地名列第一。它的发现证实了中国文献中只有零星记录的商王朝的存在，使《史记》成为信史，而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了独立起源的汉字是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殷墟的发掘及研究史是中国考古学的缩影，它是中国所有古代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发掘次数最多的，中国所有的考古学家几乎都去那里“朝圣”过，而唐际根已经在那里长年累月地工作了12年。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在安阳建一座殷墟博物馆，将殷墟出土的文物都展示出来。没想到这个梦想成真了。更重要的是殷墟博物馆直接成为殷墟申遗的重要砝码，我参与了申遗的全过程。2006年7月，殷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你想想，一个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成为世界遗产，这是怎样的光荣！”

　　“动物人”袁靖——“大家使用的方法与手段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研究的是东方文明的特点。”

　　唐际根称自己是殷墟人，袁靖却称自己“动物人”。因为他是研究动物考古的。

　　“上个世纪末，我第一次去参加动物考古的国际会议，当时美国的一位考古学家问我，在中国从事动物考古的人有多少，我数来数去，只有3个，而美国有300人，现在中国从事动物考古的人已有30人。我们使用的手段、方法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学大国一样，只不过我们研究的是东方文明的特点。”袁靖，是著名的“海龟”，1993年从日本回国后，经过10多年努力，中国的科技考古实力迅速壮大。

　　在考古研究中利用自然科学成果，也是社科院考古所的优势。早在1955年，当国外通过碳14来测定年代时，夏鼐先生几乎是同时就筹划着成立相关的实验室。他和钱三强要来了本来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职的仇士华、蔡莲珍夫妇，于1965年建成了首个碳14实验室，并在同年底测定了第一批数据。这个实验室后来曾为“夏商周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

　　社科院的考古科技中心涉及考古勘探、年代测定、树轮分析、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在多学科合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专门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环境考古等课题，旨在研究农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走向有多大的影响。“这是世界性的课题，以前外国的考古学家总认为我们的考古不够科学，现在我们可以将两河流域的遗址与中国良渚、陶寺放在同样的坐标体系讨论，这样中国考古的观点就更有说服力。我们现在每年都要在世界权威的考古杂志发表一两篇论文，参加一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中国正在从考古资源大国成为考古研究强国。”

　　“踏遍青山人未老”，他们是每一处遗址的守护者，也是永远都在追寻人类童年的智者。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