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本土品牌在终端零售环境遭受歧视这一选题作采访时发现，更多的采访对象在同情国内品牌遭遇的同时，认为它们更需要提升品位、修炼“内功”。

　　“内功”如何修炼，政府在这一领域能否起引导作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答案非常肯定。日韩对品牌和设计的促进体制值得借鉴。

　　前几年，韩剧《大长今》在东南亚的热播，不仅带动了韩国旅游、餐饮、服饰等八大相关产业的联动和发展，更广泛传播了韩国历史和韩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执行品牌国家战略的韩国品牌管理部门功不可没。

　　韩国在产业资源部下设有设计品牌科，负责起草和品牌扶持政策的制定，规划品牌发展，同时代表国家扶植本土优秀品牌。

　　2006年夏天，韩国更设立国家品牌管理总部，制定“KOREA品牌路线图”，对内扶植世界一流品牌，对外支援出口企业在海外开展营销活动。

　　品牌战略令韩国本土制造在终端商业领域得以繁荣，而对设计产业的扶持，则令韩国掌握了更为前端的话语权。同是在产业资源部，其下还有设计振兴院这一官办机构，这家机构的资金80％来自政府，每年的政府拨款约合人民币2亿元。

　　比韩国更“激进”的是，日本的品牌振兴机构由首相直接牵头。2003年，日本出台了“日本品牌”战略，在内阁增设专门负责推行日本品牌战略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该部门的部长是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副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以及科技部、文部、经济产业部的大臣担任，可见日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程度。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曾确立科技兴国战略，2001年则转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品牌战略，而不仅仅是科技战略，已经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

　　小泉曾对外表示：“日本的左脸是松下电器，右脸是丰田汽车”，而日本的服装、日化、电子等产业则是日本在“软实力时代”打造“酷日本”战略更为软性的抓手。

　　与韩国设计振兴院和日本品牌战略管理部门进行过深度接触的资深设计专家、“海宝”的设计者邵隆图对本报记者表示，韩国和日本的这两大部门，以及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品牌战略，对这两国的日化、汽车及服装行业的发展起了直接和关键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韩政府在促进品牌发展时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具体。

　　例如，日本从1975年起就设立的“G标志”大奖，通过在终端商品上授权黏贴醒目的“G-mark”标识来鼓励自主设计和创新，这一标志在日本企业界和消费市场具有极高的影响力，成为“高品质”、“高可用性”和“高稳定性”的象征。

　　相比之下，中国对设计和创意行业所给予的奖励和补贴，透明度不高，宣传力度也不够。

　　上海在国内做得已算不错。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也对优秀中小企业设立了创意和设计补贴，但目前业界知之不多。同时，这种补贴只能用来添置固定资产，专款专用。而对设计和创意行业的人来说，培训、出国充电的机会更为重要。

　　设计和创意产业的另一大特点是，需要“设计经纪人”，为设计和创意企业与制造型企业牵线搭桥。邵隆图认为，中国的设计和创意产业急需“伯乐”，发展“伯乐产业”是当务之急。

　　而设计振兴院在韩国的设计产业中就扮演着类似伯乐的角色，既有中介性质——行业信息的集聚地，为设计公司和制造企业牵线搭桥；又有官方角色——代表官方举办两大设计赛事——好设计奖和韩国设计大赛。这两个大赛都设有总统大奖，还有国务总理奖、知识经济部长官奖等。

　　被设计振兴院选拨扶持的中小企业，得到的补贴约为总设计开发费用的50％~60％。

　　在中国，包括国家发改委、各级地方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和鼓励并不见得少。但与对重型工业和大型企业的扶持相比，政府对同文化相关的软性产业，如时尚、日化日用、消费电子，以及中小企业的重视程度尚显不足。

　　而在中国语境下，设计向来并不被重视。曾在多家甲方企业有过驻厂经历的上海卓悦百货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廖承艺感受到，以“老板口味”为导向的设计决策文化和机制，使得设计人才和作品得不到重视。而在欧洲，设计师的意见被尊崇到极致，这是法国和意大利百年来一直走在时尚前列的重要原因。

　　盈石资产执行董事周亮认为，在意大利，每10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设计师，中国如果能有1000万人的设计师队伍，“中国创造”的水平将在现有基础上大幅度提高。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张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