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为音乐节创作了《第八交响曲》的潘德列夫斯基（左）和谭盾在一起

-周舒

从1998年被视作当代古典音乐巨擘的潘德列夫斯基、著名的鲍罗丁四重奏等艺术家来到中国，到今年的指挥大师巴伦博依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总监彼得·鲁策其卡高度评价已经走过十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目前可以说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世界上第三大音乐节了。”
　　10月26日的保利剧院，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下称“音乐节”）随着古斯塔夫·马勒的《D大调第一交响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了帷幕。从1998年被视作当代古典音乐巨擘的潘德列夫斯基、著名的鲍罗丁四重奏等艺术家来到中国，到今年的指挥大师巴伦博依姆，十年间，各路古典音乐节的大腕纷至沓来，用作曲家谭盾的话来说，音乐节“让全世界的音乐精英都离开家，来到北京”。

　　诸多只闻其名、不闻其声的作品经由这个“爱乐人的节日”来到了北京，尽管仍然要面对诸如“票价过高”、“过分阳春白雪”之类的责难，但这个节日的存在，依然在北京的每个秋天给爱乐人带来温暖。9月28日的一场演出，由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指挥、郎朗弹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还于10月25日晚7点，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7块巨型银幕上同时循环播放30分钟。如今这个音乐节得到的最高评价，来自于世界最大的音乐节——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总监彼得·鲁策其卡，他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经过十年的成长，目前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三大音乐节了”。

　　在音乐节上，极富中国概念的歌剧《李白》亚洲首演 本报摄影记者/王晓东

　　十年间不停创造演出纪录

　　音乐节诞生于北京音乐台的地下室。现任北京文化局局长降巩民在最初筹办第一届音乐节时，还是北京音乐台的台长。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地下室吃饭，四个人坐一个小桌子上。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余隆非常害怕，因为当时跟他说，只让他办两三年，他非要签署一个协议。其实我们的心情是，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人，这事儿想让他办100年。记得当时余隆穿着大衣，风尘仆仆的，拎着个包，大雪天晚上从德国就回来了”。而在谭盾的记忆中，要做音乐节的余隆去找他吃饭，“那时候余隆还是个小不点”。如今余隆自嘲已经发福，北京音乐节也从当初的概念变成了现实，而且十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演出纪录。郭文景、谭盾等作曲家极富中国概念的歌剧《李白》、《神秘的土地》都是在第十届音乐节上做了亚洲首演，潘德列夫斯基的《第八交响曲》更是专门为音乐节而做，在北京全球首演。更不用说2005年时连演四天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还有2003年的《马勒第八千人交响曲》，不但是第一次与国人见面，对于西方观众而言，也是暌违多年之后，如此大规模的首演。

　　今年的音乐节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郎朗弹奏十大钢琴协奏曲，庆祝音乐节十周岁。虽然著名乐评人刘雪枫对郎朗是否真正胜任这样的任务表示了一定的怀疑，认为对于“郎朗的莫扎特，仍然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莫扎特所需要的特殊气质，要传达的敏感情感“不是郎朗所能够体会到或者把它稳重地表达出来的”。

　　但人们还是普遍将郎朗的出场视作音乐节对大众的妥协——毕竟，郎朗现在是最有号召力的音乐形象，正如刘雪枫所说，“现在郎朗在德国的演出，订票缺口能达到8比1，也就是订票成功的几率是1比8，不少当代的大师也就能达到1比2的样子。”刘雪枫还指出，郎朗甚至能吸引来一些欧洲的听众。而郎朗引来的是他背后更强大的力量——一手教导而且捧红了郎朗的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艾森巴赫不但是战后最为著名的德国钢琴家，也是当今和巴伦博依姆、拉特尔并列的音乐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同样一直力捧郎朗）。在演出现场，艾森巴赫与郎朗的双钢琴协奏曲颇为珠联璧合，演出结束后艾森巴赫更是极力推崇郎朗的表现。余隆不愿把全力推出郎朗看成是要利用“明星效应”，而是认为，“不管谁能一下弹十大钢琴协奏曲，我都欢迎”。

　作为最有号召力的音乐形象，郎朗（右）的出场被认为是音乐节向大众的妥协

　　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功利性的歧途

　　如果不熟悉歌剧的人第一次踏入剧场，看到的就是郭文景的《李白》，仍然会对歌剧产生深深的困惑。而对先锋音乐没有了解的人，在初次听潘德列夫斯基受音乐节委约而做的《第八交响曲》时，也会视高雅音乐为畏途——就算是让潘老名垂青史的《广岛受难曲》，在大众耳朵当中也仍然是难以捉摸的痛苦经验。余隆却认为这要从大众对高雅音乐的认识误区来找原因，“当大众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提高以后，许多外国名曲耳熟能详，被‘通俗’化了，此时，再以‘严肃音乐’、‘高雅艺术’冠名，就会产生一种误导——听不懂、没听过的音乐就是‘严肃音乐’和‘高雅艺术’，于是就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曲高和寡’。这种认识形成，往往就会影响人们对待‘高雅音乐’的欣赏习惯。其实如果真的去欣赏了，可能就会觉得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

　　从爱乐者的角度而言，北京音乐节选取的演出团队和剧目、曲目都十分振奋人心。甚至连十分挑剔的英国知名乐评人莱布雷希特也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古典音乐听众逐年萎缩，各大唱片公司都不停地将古典音乐推向流行的方向以求得生存的大环境下，北京音乐节能够给西方的演出团体提供很多的演出机会，已经逐渐成为名团热衷的演出目的地。余隆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最早的时候北京音乐节要邀请到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和乐团并不容易，与如今很容易就能邀请到顶级名团和名家的情势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的音乐节，在古典音乐日益被边缘化的氛围中，一如刘雪枫所说，俨然就是严肃音乐的一个坚固堡垒。

　　而一直关注音乐节的人们，则不断地在严肃音乐和大众的关系之间形成不同的态度。票价仍然是不少人的心头之痛，而且年年都逃不掉关注的目光。余隆坚持，就是要走高端道路，与刘雪枫认为的“喜欢古典音乐的人自然会喜欢”的态度不谋而合。但与此同时，刘雪枫又希望音乐节能走进更多的剧场，乃至小区的会所，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而音乐节每年日程丰富的大师班，也似乎成为了“从娃娃抓起”，培养古典音乐或者严肃高雅音乐的听众，乃至于未来大师的最大希望，每场都会引来小琴童和他们的父母们。但这却也会引起另外的忧心忡忡，莱布雷希特就很好奇，中国的父母们让孩子学习音乐的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而作家肖复兴则直接为郎朗的成功神话感到焦虑，担心会更进一步把人们对音乐的热爱引向功利性的歧途。明年的音乐节仍然要面对所有的问题，但是余隆很有信心，“改变要一点一点来，才刚刚十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