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儒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听同事们讲了不少刘德有先生的故事：说他有真才实学，堪胜重任，多次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彭德怀、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说郭沫若博古通今，才华横溢，诗词歌赋，出口成章，而且前后在日本生活了近20年，精通日语，对翻译要求很严格，认为译得不准确时，当场就纠正，为郭老当翻译，就像学生进考场，人人怯场打怵，但郭老却非常欣赏德有，在国内接见日本客人或去日本访问，总是点名叫他当翻译；说他翻译时语言流畅、准确、声音洪亮；说他刻苦勤奋，谦逊谨慎……

　　当时在日语翻译界，刘德有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晓。人们都以为他是海外归来的洋博士，或国内著名学府毕业的高才生，但后来知道，他连初中都没毕业。1931年，他生于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小学毕业后上了初中，但只上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辍学了。旅大地区解放得早，日本投降不久就成立了人民政府。1949年3月，他投考小学教员被录取，教了两年书后，被调到日侨学校任教。1952年，调到北京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社当翻译。后来任《光明日报》驻日记者、新华社驻东京分社首席记者，回国后历任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文化部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为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汉俳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从一个中学生，到中日闻名的翻译、高级官员，他靠的是刻苦读书，自学成才。

　　在编辑《人民中国》创刊号时，领导叫他将魏巍的朝鲜通讯《前进吧，祖国》译成日文。这是他第一次翻译文学作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译成初稿，交给日本专家审阅修改，但译稿却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意思是说根本没有修改的基础。这对他是个很大打击，也是很大的刺激，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迎难而上，发愤图强：一是如饥似渴地读中国现代小说的日译本，对照原文，细心琢磨，写下心得笔记；二是读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加强文学修养；三是把经过日本专家修改的满篇通红的译稿，当作教材，仔细阅读，总结经验，摸索中译日的规律技巧，提高日语水平。

　　他第一次做口译，是1954年接待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紧张得两腿发抖。他第一次给毛泽东当翻译，听不懂湖南话，紧张得心嘣嘣乱跳，慌乱中把“人种”错译成了“民族”。周总理听了出来，马上纠正说：“不是‘民族’，而是‘人种’。”精通日语的廖承志，看他太紧张，立即坐到毛主席身边，微笑着说：“我来，我来。”把翻译的重任接了下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日本电影代表团时，提到了“阮玲玉”，德有不知她是何许人也，卡了壳，周总理看他译不出，用铅笔在他翻译用的小本上写了“阮玲玉”三个字，可能觉得字迹潦草，怕他认不出，又一笔一画写了一遍。他当即照汉字译出，日本客人频频点头。但也就是在一次次的卡壳中，他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掌握口译本领。

　　他勤学苦练，坚持每天读书，每天动笔。在日本工作期间，他看报看电视读书时，都留心搜集日本语言的新现象，甚至与日本朋友交谈，一有发现，就马上记录。天道酬勤，他的翻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日本翻译家田岛淳说：“凡是第一次跟刘先生接触的日本人，没有不对他那流畅的日语感到吃惊的。可以说他的日语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这是由于他不懈地追求，不断地努力深入日本历史和日本人心灵去理解日本人的缘故。”

　　德有先生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笔耕不辍，不断有著作问世。最早是1981年出版的《在日本十五年》。当时国门刚刚打开，人们急于了解外面的世界，他的书，文字朴实，笔调轻松，用事实说话，介绍日本政治、经济、教育、出版、名胜古迹、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深受读者欢迎，连印三次，日本报纸杂志也纷纷译载、评论，很快就出了日文版。

　　《现代日语趣谈》和《战后日语新探》，是德有先生探索现代日语的书。战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日语中涌现了大量新词、流行语、风俗语、外来语，甚至表达方法也岀现了明显变化。许多词，辞书中找不到，一些语言现象，日本语言学家也莫明其妙。学习语言，也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难以准确理解日本人的讲话、文章。德有先生在考察语言现象的同时，联系日本社会现实，探究语言背后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这两本书，与枯燥沉闷的同类著作不同，选题新、立意新、写法新，独具一格，妙趣横生，宛如摘了一束带着露珠的鲜花，插在花瓶里，并且告诉你每一朵原来的颜色，为什么会发生变异。这对于我国日语学习、研究和教学，是春风雨露，而对于日本人，也是一面镜子。日译者说：“我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把它介绍给日本读者，除了要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外，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日本人自己去‘理解日本’。”

　　在德有先生《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纪实》、《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心灵之约——我亲历的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等著作中，不仅有中日关系发展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中国领袖的风采，日本友好人士苍松劲竹般的风骨，也有人生的经验，当翻译的甘苦，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和研究。他说：“翻译是一门技术，或者说是一门艺术。翻译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译者母语与译语的水平，译者对原作、原话的理解水平，译者的语言转换能力，而且取决于译者的知识面。一句话，就像艺术上的成功取决于一个人的素质一样，翻译的好坏也离不开一个人的素质。”

　　德有先生热爱文学，创作汉俳，也翻译日本小说。他译的小说虽然不多，但都是大家名作，如尾崎一雄的《虫子二三事》，芥川龙之介的《山芋粥》，野间宏的《残像》，有吉佐和子的《祈祷》，大江健三郎的《突然变成了哑巴》等。当时大江在中国名气不大，作品又晦涩难懂，一般译者，都望而却步，而德有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翻译了他的小说，虽然20年后才得以岀版，但他很可能是把大江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认识德有先生，是他到文化部任职以后。当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沙滩北街2号的地震棚子里，与文化部同在一个大院。来访的日本作家中，有不少是德有先生的老朋友，于是我就领他们去孑民堂见他。那时他已是副部长，主管对外文化交流，但没有架子，不打官腔，态度谦和，礼仪周到。那时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由文化部代管，有事需请示或商量时，就直接去找他。他的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几张沙发。我一进去，他马上摘下花镜，放下批阅的公文，起身过来握手让坐倒茶。这个时候，如果有陌生人进来，看他忙活，会误以为我是部长，他是来客。

　　1992年，我翻译了古川万太郎的《战后日中关系史》，在译稿即将交辽宁人民出版社之前，突然想请德有先生写序，因为他与古川交往20多年，相知甚深。我事前没打招呼，突然袭击，实在是强人所难，心中未免惶悚。没想到，德有先生欣然命笔，很快写好了序。他说：“我认为《战后日中关系史》的中文译本在当前形势下付梓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将使更多的人了解40多年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更加珍惜和爱护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

　　德有先生总是说，自己不是专家学者，谈语言的两本书，也只是把工作中所碰到的日语现象及平时的粗浅体会加以整理记录而已，不是学术专著。但我以为，他对一些日语单词来龙去脉的考证，是以随笔形式写的精彩学术论文。不仅如此，他的《从文化视点观察日本景气》、《我观日本的文化战略》、《中日文化比较方法论之我见》等文章，都是独具慧眼的学术论文。

　　2000年6月23日，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代表日本政府授予他日本天皇颁发的“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时说，“由于刘德有先生多年来为增进日中间的相互理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天皇陛下特向他授予勋章。”谷野大使还说，他“作为日本研究者出版了许多关于日本文化和日语的著作，为介绍日本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以为，这是日本政府对自学成才的学者型官员德有先生50余年的工作、社会活动和学术研究的精确评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