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被中国文人称为‘西泰’，西方的儒家。”菲利普·米尼尼认为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利玛窦的最高评价。而给利玛窦送终并为他购置棺木的好友李之藻，则直接将利玛窦称作“利子”。他过着“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的生活，相当深入地进入了当时士人的生活。而除了给中国带来文艺复兴的科学与艺术观念，利玛窦也向西方传递着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他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在信札里向当时的西方人歌颂中国人的美德。他还认为柏拉图《理想国》里的理想国家，在中国已经接近于实现，“在这个王国中，如果我们不能说哲学家是君主，但至少可以说君主由哲人掌控”。

　　利玛窦的佛道儒三重印象

　　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按照耶稣会先驱沙勿略的方略，剃发穿僧袍，在肇庆修建的教堂起名为“僊（仙）花寺”。对于当时的明朝人来说，“天竺”已经是他们心目中极西之地，于是他只好称自己来自“天竺”。这一方略给利玛窦带来的后果，是他终其在中国的后半生，都在撰述撇清自己与佛教的关系，并且还经常由此引来论战。当他了解和尚在中国的地位并不甚高，人们更崇尚儒士之后，就将头发胡须又蓄回来，开始穿，头戴东坡巾，做儒士打扮。

　　他带来的水晶三棱镜等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进科技成果，对中国人造成了震撼。但时人对这些西洋罕物的理解，与他想达到的目的差了十万八千里。人们风传的是他通炼金术，能将水银变成银子，他一生对此也没有撇清。而炼金术士的神秘光环也一直笼罩在他身上。当时流落南粤的安徽望族纨绔公子瞿汝夔，最初前去拜访利玛窦，就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他后来成为利玛窦的得意弟子，翻译了利玛窦的老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著作《欧几里得几何》。

　　正是通过瞿汝夔，利玛窦得以逐步进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开始了“谈笑有鸿儒，往来少白丁”的一路北上的传教生活。虽然他一直没有进入万历帝的内廷，但在南昌他成功得到了皇族建安王的垂青，《交友论》这部作品就是“答建安王”所做，其中有来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等人的76则格言。这是利玛窦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他认为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中国人的沟通交流方式，用文谈而非西式传教常用的在公共场合宣讲。

　　而在著作中文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引来了儒生的注意。当他还在南粤寻求北上机会的时候，被放逐到海南的汤显祖，南下途中曾经去韶州拜访他。但一心向佛的汤显祖对利玛窦“天竺本无佛”的说法相当不欣赏，两人有些话不投机，汤显祖后来还写了一首充满嘲讽的诗，记述对利玛窦的印象，“自言天竺并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但截然相反的情景也有很多。“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道，飘然自儒风”，这是汤显祖的朋友汪廷讷所写的《酬利玛窦赠言》，足可见对利玛窦的印象之好。并且还有第三种情况，将利玛窦视作西来的“有道之人”，利玛窦在南昌的好友李日华就这样记述：“玛窦有异术，人不能害，又善纳气内观，故疾孽不做……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这三种印象在他与中国文人的交往中，经常交替出现。

　　飘然自儒风

　　利玛窦去世那一年逢庚戌科殿试，利玛窦在中国旅行居住过的地方的不少士子，拿着他在当地的朋友写的举荐信来找到他，或者给他带来朋友们的问候和信件。

　　据米尼尼教授统计，“曾参与利玛窦作品撰写，或是在他的书札中提到的人至少有70多位。那些认识利玛窦，和他有过接触和交往的文人应该要数以千计了”。在他看来，友谊是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核心关键词，尤其是与高层知识分子的交往。在他的《畸人十篇》中，记录了他与七位士大夫和一位郭姓儒生关于死亡、善恶报应、财富等多个话题的对话。与他对话的人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徐光启自然不必说，还有曾任吏部尚书的李戴、任礼部尚书的冯琦，以及李之藻、龚道立等等。

　　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认为，由于进入了儒家关系圈子，利玛窦得到了真诚的友谊，交往的气氛也比较愉快，“高兴起来，就在给欧洲同胞写的书信中，表扬中国文化，把中国形容成‘礼仪之邦’，‘文物之乡’”，那时的欧洲人于是对中国有了相当正面的印象，“中国文化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这样传播开去的”。

　　在米尼尼看来，利玛窦自己贯彻的是孔子“仁”的理念。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过程当中，儒家的很多理念都得到他的大力赞扬，“仁义礼智信”是他重点向欧洲介绍的“五大美德”。他翻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后来散佚，“不过他和罗明坚共同编的《葡汉辞典》，虽然工程没有最后完成，但是手稿保存了下来”。在米尼尼看来，“让利玛窦能够像中华子孙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因，并非他带来的礼物、他所表示的敬意或者他对未来的信心，而是他的思维，他凭这种思维在中国学习和传授知识，寻找友谊。”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