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佛道儒三重印象
[发布日期:2010-3-5]
“利玛窦被中国文人称为‘西泰’,西方的儒家。”菲利普·米尼尼认为这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利玛窦的最高评价。而给利玛窦送终并为他购置棺木的好友李之藻,则直接将利玛窦称作“利子”。他过着“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的生活,相当深入地进入了当时士人的生活。而除了给中国带来文艺复兴的科学与艺术观念,利玛窦也向西方传递着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他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在信札里向当时的西方人歌颂中国人的美德。他还认为柏拉图《理想国》里的理想国家,在中国已经接近于实现,“在这个王国中,如果我们不能说哲学家是君主,但至少可以说君主由哲人掌控”。
利玛窦与徐光启 摄影记者 王晓东
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按照耶稣会先驱沙勿略的方略,剃发穿僧袍,在肇庆修建的教堂起名为“僊(仙)花寺”。对于当时的明朝人来说,“天竺”已经是他们心目中极西之地,于是他只好称自己来自“天竺”。这一方略给利玛窦带来的后果,是他终其在中国的后半生,都在撰述撇清自己与佛教的关系,并且还经常由此引来论战。当他了解和尚在中国的地位并不甚高,人们更崇尚儒士之后,就将头发胡须又蓄回来,开始穿,头戴东坡巾,做儒士打扮。
他带来的水晶三棱镜等当时欧洲文艺复兴的先进科技成果,对中国人造成了震撼。但时人对这些西洋罕物的理解,与他想达到的目的差了十万八千里。人们风传的是他通炼金术,能将水银变成银子,他一生对此也没有撇清。而炼金术士的神秘光环也一直笼罩在他身上。当时流落南粤的安徽望族纨绔公子瞿汝夔,最初前去拜访利玛窦,就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他后来成为利玛窦的得意弟子,翻译了利玛窦的老师、当时欧洲著名的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著作《欧几里得几何》。
正是通过瞿汝夔,利玛窦得以逐步进入中国的上流社会,开始了“谈笑有鸿儒,往来少白丁”的一路北上的传教生活。虽然他一直没有进入万历帝的内廷,但在南昌他成功得到了皇族建安王的垂青,《交友论》这部作品就是“答建安王”所做,其中有来自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等人的76则格言。这是利玛窦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他认为自己成功地找到了中国人的沟通交流方式,用文谈而非西式传教常用的在公共场合宣讲。
而在著作中文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引来了儒生的注意。当他还在南粤寻求北上机会的时候,被放逐到海南的汤显祖,南下途中曾经去韶州拜访他。但一心向佛的汤显祖对利玛窦“天竺本无佛”的说法相当不欣赏,两人有些话不投机,汤显祖后来还写了一首充满嘲讽的诗,记述对利玛窦的印象,“自言天竺并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但截然相反的情景也有很多。“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道,飘然自儒风”,这是汤显祖的朋友汪廷讷所写的《酬利玛窦赠言》,足可见对利玛窦的印象之好。并且还有第三种情况,将利玛窦视作西来的“有道之人”,利玛窦在南昌的好友李日华就这样记述:“玛窦有异术,人不能害,又善纳气内观,故疾孽不做……玛窦年已五十余,如二三十岁人,盖远夷之得道者。”这三种印象在他与中国文人的交往中,经常交替出现。
飘然自儒风
利玛窦去世那一年逢庚戌科殿试,利玛窦在中国旅行居住过的地方的不少士子,拿着他在当地的朋友写的举荐信来找到他,或者给他带来朋友们的问候和信件。
据米尼尼教授统计,“曾参与利玛窦作品撰写,或是在他的书札中提到的人至少有70多位。那些认识利玛窦,和他有过接触和交往的文人应该要数以千计了”。在他看来,友谊是利玛窦在中国生活的核心关键词,尤其是与高层知识分子的交往。在他的《畸人十篇》中,记录了他与七位士大夫和一位郭姓儒生关于死亡、善恶报应、财富等多个话题的对话。与他对话的人不乏当时的社会名流,徐光启自然不必说,还有曾任吏部尚书的李戴、任礼部尚书的冯琦,以及李之藻、龚道立等等。
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认为,由于进入了儒家关系圈子,利玛窦得到了真诚的友谊,交往的气氛也比较愉快,“高兴起来,就在给欧洲同胞写的书信中,表扬中国文化,把中国形容成‘礼仪之邦’,‘文物之乡’”,那时的欧洲人于是对中国有了相当正面的印象,“中国文化具有的‘软实力’,就是这样传播开去的”。
在米尼尼看来,利玛窦自己贯彻的是孔子“仁”的理念。在他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过程当中,儒家的很多理念都得到他的大力赞扬,“仁义礼智信”是他重点向欧洲介绍的“五大美德”。他翻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后来散佚,“不过他和罗明坚共同编的《葡汉辞典》,虽然工程没有最后完成,但是手稿保存了下来”。在米尼尼看来,“让利玛窦能够像中华子孙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原因,并非他带来的礼物、他所表示的敬意或者他对未来的信心,而是他的思维,他凭这种思维在中国学习和传授知识,寻找友谊。”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周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