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4日，记者与袁行霈、杨贺松伉俪以及省文史馆馆长李炳武一行，赴法门寺参观。途中，满头银发的袁行霈望着窗外笼于薄雾淡烟中的林带与低塬，一个一个念起地名：这个地名是眉县，“关学”的张载提出（张载又名张横渠，眉县横渠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路过杨凌了，他又遥望后稷的教稼台，颇有感触……
    袁行霈平生行事低调。中央文史馆与陕西省政府等部门举办的数次活动中，他都因行程冲突而未能出席，他上次来陕已是20余年前了。此次他专程前来参加陕西省人民政府、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长安学丛书》出版发行座谈会。在瞻仰过佛指舍利之后，在颇有些禅榻风味的宾馆内，来陕参加“长安学”研讨的袁行霈先生，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老先生很儒雅，身材挺拔，讲话很浑厚。

   谈国学 国学要走向世界

    记者：您身兼中央文史馆馆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北大国学院院长、《国学研究》主编等职，平日如何分身心以治之？

    袁行霈：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学者，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但人们对我很厚爱，让我有了一些职务，也取得一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我应该再回报人民。教书是我的本业，也是我的天职，如果我不能胜任教书育人的工作，也就不配做这个国学院院长，如果我不能做一个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的学者，也就不能做中央文史馆馆长。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基本定位。三十多年来，我努力的方向就是做学科的交叉，我本来是做文学史的，但是把美术史、音乐史等结合起来，我希望能在学科的交叉上，找到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记者：不可讳言的是，当今屡闻某些学人或“抄”或“盗”，令人摇头，您认为学界如何才能弊绝风清？靠学人的自律吗？

    袁行霈：我们生活中发生过太多的不真实、谎言、假象，所以我一直提倡在治学中要“拒绝赝品”。在曾经那样狂风暴雨的时代，做人、做学问，也要老老实实，如果是为了一个职位或别的东西，而不顾学术良心，很可悲。因为中国历来是道德、学问并重，学问的气象实有赖于个人的修养，为人正直、诚实、刚毅，才能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如果又能虚怀若谷，富有宽容精神，气象自然就不凡了。曾有一位很有影响的学人，搞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时，有些观点是失之偏颇的。比如，李白在生活上比杜甫浪漫多了，但杜甫一句“越女天下白”，他就论证说杜甫如何如何，杜甫说“卷我屋上三重茅”，他就说杜甫都铺了三重茅，等等，这些都显失公平。回想一些前辈学人，他们的学术格局大，视野开阔，治学道路平正通达，具有总揽全局的能力。我们要以他们为镜，做好自己的学术。

    记者：作为北大国学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已持续数年的“国学热”？您觉得重振国学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赴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弘扬国学时，您有哪些强烈感受？

    袁行霈：我感觉现在的青年人对国学兴趣很大。我们的国学院只招博士生，他们一毕业，就被外间聘去，对此，很令人欣慰。至于出国去讲国学，我感觉效果非常好，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了一年客座教授，那边报纸登过一个整版《京城来的人》，他们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产生一种文化认同。到日本做学术交流、古典文学、搞人文社科的人会受到一些尊敬与礼遇，当然，这不是因为我个人，他们觉得，是中国人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学，这也许跟搞科技、经济的不一样。国学下一步还要加快步伐，走向世界。回顾治学历程，我的能力有限，耽误的时间很多，学问很差。遥望余生，继续努力吧。

  聊人生 我以朋友之礼待陶渊明

    记者：您治学繁忙，作为陶渊明研究专家，羡慕他的生活吗？

    袁行霈：很忙时，会想到陶渊明。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诗人，我是以交朋友的态度和他接触的，以朋友之礼待陶渊明。他的人品，让人非常尊敬，比如他的清高，他对自己理想的追求等等。我曾经到处找过他的各种版本的画像，今年会出版，叫做《陶渊明影像》。读陶渊明的作品，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我想把这些好的东西，化为我们自己心灵、灵魂的一部分，做学问和做人就相一致了。

    记者：回顾近半世纪之人生历程，有哪些事最令您难忘？有人说您严肃到了几乎是“一个没有传奇的人”，自认是否性情中人？

    袁行霈：（笑）我确实是一个没有传奇的人。“文革”前下放煤矿劳动，我觉得对我有好处，我下过最深的地方是七道巷，一层煤一层石头，一层就是一道巷，因为个子高，我就只能弯着腰，每天干七八个小时。腰直不起来，怎么办？一周里，一三五上课，二四六劳动，或一二三上课，四五六劳动，怎么调整都不行。劳动完后讲王维，恍如隔世。但也就是在那时，大量接触了当地农民，知道了稼穑之艰难。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满山遍野是桃花，桃花灼灼啊，到谷子熟了时，也到处都是，非常美。老乡对我们很好，回来时，年纪大的农民都在哭，我们也哭。我后来3次去看他们。李白说过，“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我去过三次，专门看他们。“文革”时，我们到了江西，从此与陶渊明结缘。陶渊明本身具有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他完全可以很好地去做官。我们到的地方隔着鄱阳湖，对面就是彭泽县，陶渊明当初做县令的地方。就我个人而言，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批我是“白专道路”，其实我想，我既不白，也不专（笑）。我并不是说到干校劳动这种政策是对的，只是说，就我个人而言，这种经历不是没有好处。一个学者，如果脱离人民，终生都是空中楼阁，但确实是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可惜。

    记者：关于当年“下放劳动”，聂绀弩写过大量的诗，您不会把这些经历都“浪废”了吧？读过您的一些诗，还有哪些业余爱好？

　　袁行霈：对，他大量写了在北大荒的生活，非常通俗易懂，令人警理，又会心一笑。我不像他那样有传奇性。我当时写的，都不成诗。支撑自己挺过来的信念，同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我坚信这种错误迟早会得到扭转。我的业余爱好是西方古典音乐，一边读帖，一边听……我基本上没有闲下来的时间，还有很多课题和项目在做。

   说陕西 古长安是一个聚焦点

    记者：您此番莅陕，来去匆匆，但想必感受不少，因为您对这块土地确实是“阔别”了。

    袁行霈：对，陕西变化非常大，我二十多年前曾经来过这里，我真没想，陕西今天会变得这么大气，而不失时尚。因为我的学术领域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所以对这里就一直很关注。我觉得古长安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周秦汉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长安为基点开展的研究，恰好能够反映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要特质，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有大量的传统文化遗存。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关系到每个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堪称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对于传统文化研究而言，古代长安无疑是一个很具典型意义的聚焦点。

    记者：这一路，我看到您望着窗外，有时默念，一些地名应该是比较熟悉。

    袁行霈：这次沿途看到很多地名，都让人浮想联翩，凤翔离这里不远吧，武功呢？富县可能要远一些吧。杜甫、白居易等等，我所研究的很多诗人就在这里走过，还是令人很感慨。他们的诗句，洋溢着一股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千载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壮。我想，唐的这种气象，在一些普通秦人身上也能感受到，就像我们来陕后这个年轻的小司机，几天来，他的车开得又稳又好，我就对他说，坐你的车，我想到了杜甫的两句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是赞扬一匹骏马的，但坐这小伙子的车，给我们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可以信赖和依靠。我想，依托于周秦汉唐文明,对以古代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研究的长安学，无疑也是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采访结束时，他接了个电话，是本月中旬应邀去英国讲学的事。他请对方一定把大英博物馆安排整整一天，否则时间根本不够，除了在伦敦大学演讲外，最好能在剑桥和牛津各住一晚，他还特意打问，有哪几位作家故居可以去看。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