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虽然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但现实主义文学仍以稳步前行的姿态，显示着自己旺盛的文化生命力。涵盖整个中国历史的“当代叙事”，体现出不同于“百年反思”小说的历史回望新视域；大量采用长篇小说形式进行的“当下叙事”，则以更坚实丰厚的内蕴，超越了“底层叙事”等思潮性文本的审美境界。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气象。

　　“当代叙事”着重选择共和国历史的重大现象和典型生态为表现对象。社会历史的宏观考察方面，反思农民文化人格历史性蜕变的《农民帝国》和讴歌中国现代化壮阔历程的《命运》，堪称突出的代表。共和国劳动群体历史境况的揭示方面，出现了《机器》、《天行者》、《老风口》等作品，以其所呈现的工人劳模、民办教师、兵团战士等劳动者群体严酷而独特的生存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深思。以共和国文化为背景的“个体成长秘史写真”则更为丰富，女性作家有《隐秘盛开》、《那一曲军校恋歌》之类的作品，热衷于表现改革开放初期时代氛围中的青春恋情，试图以温馨的怀旧获得疲惫心灵的滋润与蕴藉；男作家们则以《后悔录》、《我是我的神》、《风和日丽》等，展示着革命文化氛围中个体成长的创伤与觉悟。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通过个体生命感和主观真实性，来审视共和国历史文化得与失的审美倾向。

　　“当下叙事”直面中国社会结构巨变后的新状态和新问题。《问苍茫》、《首席记者》、《男人立正》、《因为女人》、《人民警察》等作品，以令人震惊的社会画卷和悲愤交加的质询语调，揭示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和弱势群体的困顿、煎熬。《福布斯咒语》、《梦想与疯狂》、《大房地产商》等作品财经视角和社会分析相结合，展现出种种“财富神话”的资本原始积累特性及其所导致的辉煌、罪错与无奈。《苍黄》、《放下武器》、《驻京办主任》等作品对官场人生苦心孤诣而尴尬迷茫的生态特性，也表现得曲折幽深、入木三分。《湖光山色》、《白纸门》、《吉宽的马车》对乡土中国文明状态的审视与叩问，则既传承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传统命题，又贯注了崭新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深切的民族前途忧思。

　　这些都曾引起社会各界不同程度关注的作品，共同体现出社会问题披露与精神困惑阐发、历史真相呈现与主体感悟抒写、写实性手法与思辨性叙述融为一体的特征，展示出崭新的审美气象。

　　首先，这些作品以其对共和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许多根本性问题的深入探索，体现出基于历史新起点的思想能力与时代理性。《农民帝国》将新中国农民求温饱的道路与富足后的出路连为一体，在整体性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剖析郭存先的人格蜕变与人生哲学，进而有力地揭示出农民文化的复杂底蕴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反两方面的决定性影响。《问苍茫》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尖锐的劳资纠葛和各社会利益群体如何对待与处理为基础，直逼矛盾的核心与实质，提出了中国社会“谁主沉浮”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首席记者》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城市拆迁过程的复杂内幕，不仅揭露出其中隐藏着的社会黑暗与罪恶，而且挖掘出这罪恶存在的历史文化合理性，一种“不但要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鲁迅语）的艺术和历史辩证法眼光，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这样以深入发掘当下生活提供的体验与认知为基础，来展开现实和历史中的美好与缺陷、困顿与崇高，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大精神能力和庄严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其次，这些作品以其在多元化、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对各种思想资源的探寻、辨识与融合，显示出一种基于文化新境界的生活底蕴阐释倾向。《机器》、《天行者》、《老风口》等作品既充分呈现出集体主义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又融合了个体生命意义的价值视角，对普通劳动者为共和国事业艰苦奋斗的历程理解得格外丰富而深切，作品人物也就于浓烈的命运悲剧色彩中，更强烈地显示出人格的韧度与人性的光辉。《白纸门》则通过对民俗文化神性与尊严的渲染，更有力地强化出雪莲湾人“求变”过程中民间道德精神的坚守与崩溃。因为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及其内在特征出发，不拘一格地调动能对其给以恰切阐释的思想资源，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认知，既覆盖和丰富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问题视域，也使同类题材非现实主义作品以意象和感悟为主的审美表达，从生活具象层面得到了有效的深化与落实。

　　再次，这些作品以其对时代正面力量和社会良知的守望热情，表现出一种基于认识新层次的、对文学存在意义的坚守与维护。人类需要文学的根本原因，应在于使人们以更深的理解，坚守对人心、世道的信任和温情，所以，不以忧患意识湮没了爱与理想精神，不以对社会局限和世态负面的揭露，遮蔽对人心、世道正面价值的发现，乃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行为的基本责任。《男人立正》超越大量“底层叙事”的控诉基调，独具慧眼地从一个不起眼的底层百姓还债故事中，挖掘出主人公以生命代价捍卫男人信誉和尊严的人格品质，从而为尔虞我诈、人欲横流的世界中道德坚守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震撼人心的范例。《隐秘盛开》、《一九八〇年的情人》、《那一曲军校恋歌》既诉说心灵的忧伤和缺憾，更致力于发现其中“隐秘盛开”着的美好人情与人性的花朵，终于以情感创伤中的凄美与温馨而超越庸琐、动人心弦。事实上，批判现实与倡扬理想并不天然矛盾，《命运》这样具有鲜明“主旋律”色彩的作品，就并没有因为对中国现代化主导力量的讴歌，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矛盾揭示的尖锐度与深刻性。因为既直面历史的坎坷与时世的艰难，又坚持对美好人性与崇高精神的不懈探寻，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蕴就变得更为层次丰厚，对共和国大厦支撑力量、中华民族前行姿态的种种审美反映，也显得更具思想说服力和情感的魅力。

　　但现实主义文学这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与喝彩。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另外的不少作品徒有现实主义文学的表象，思想艺术品位却存在着惊人的蜕变。这些作品以其娱乐性、猎奇性和实用性占据着势利的图书市场，既掩盖了真正现实主义作品的光彩，也损伤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声誉。

　　我们不妨以“官场小说”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作为当前图书市场最受青睐的文学品种之一，“官场小说”的流行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的热点现象。但这种表面看似乎颇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创作，实际上却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大众读物“类型化写作”的负面特征，尤其体现在其审美功效的实用化，借对社会负面价值行揭露与批判之名、成“讽一劝百”之实。以“世俗视角”为精神挡箭牌，这类作品大致是从认同世俗欲望合理性出发，沦入了全盘认同人性贪欲、个体私利的人生价值境界和社会文化立场，不少作品甚至努力地贴近“官场宝典”之类的实用主义境界，以至遮蔽了现实主义文学本应具备的持守社会正义与个体人格的价值立场。

　　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气象和其中审美品质蜕变的现象，同时存在于当前的创作实践之中。如“官场小说”审美境界经验化、低俗化、实用化的倾向，在一些相当优秀的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以至不同作品之间、具体作品的审美境界内部，均呈现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态。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气象，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探寻和建构起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新平台，从而在文化多元化、文学审美路径多样化的时代文化环境中，开创出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学审美新境界。（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