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普通话”
[发布日期：2010-8-21]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日益提高，普通话取代地方方言成为发展最快的语言。在国外，许多外国人也开始努力学习普通话，普通话成为许多西方国家学校里的一项教育计划。与此同时，政府抓住这一契机，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在国外大学的协助下，通过“汉班”向各国输送普通话教师、提供普通话课程- 李郁
2004年2月，浙江省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召开，政协委员毛海涛递交了《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的提案。他认为，在城市外来人口日渐增多的趋势下，讲杭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便会使杭州丧失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独有的个性。他提出，在“非正规场合”应“提倡用方言交流”；建议对全国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所有的省会城市的方言都进行保护。
这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以提案形式提出保护方言的建议。
毛海涛的提案在会上和杭州市引起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争论。此后几年，不断有人提出保护方言的呼吁，有人民代表、有政协委员、有专家学者，也有普通人。提出保护的方言有海南话、上海话、东北话、湖北孝感话，有人还提出北京话可以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尽管这些都发生在局部地区和少数人之间，但有关问题的讨论或许并非没有必要。
为更好地讨论这些问题，似乎有必要回顾一下国家通用语言的演变历史。
新中国以推广普通话为国策
北京官话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第2，获51票；吴语(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第3，获46票；粤语(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第4，获25票
新中国十分重视推广普通话。
新中国成立前夕，老革命家、文字改革专家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信中提出各地方要以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将此信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三位著名学者审议，并征求范文澜、成仿吾等著名学者的意见。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吴玉章担任该会的常务理事会主席，丁西林、田汉、李立三、何其芳、徐特立、郭沫若、张友渔、彭真、叶圣陶等78人为理事。协会集中了党内外各界的知名人士。
当时的“文字改革”是包括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在内的国家“语言计划”的整体。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的任务是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决议。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说：“为了突出我们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决定不采取国语这个叫法。如果叫国语的话，担心会被误解为把汉语凌驾于国内其他民族之上。”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叫普通话。
“普通话”一词，是教育家朱文熊于1906年首次提出的，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并巩固下来。
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就普通话以哪里的方言为基础产生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选出一种。
投票结果是：北京官话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话(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第2，获51票；吴语(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第3，获46票；粤语(以广州语音为标准音)第4，获25票。
大会作出决议，建议首先在教育系统、然后在全国“大力提倡和学习普通话”。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对普通话的含义作了增补和完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1955年和1956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普通话推广55年。今天，全国已有75%的人可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推广普通话或可追溯至雍正
秀才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参加乡试，学政不准送科举；举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参加全国会考。在“正音书院”，既会讲北京话又会讲本地话的教师受到聘请
1368年明朝建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1421年，明迁都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地区带去了130多万人口。这些人构成明朝北京人口的基础，因而当时北京多数人说的是南京官话。
1644年，清建都北京。满人带来了关外的汉语方言，融合了北京方言，逐渐形成北京官话。
1728年，清雍正皇帝发布“圣谕”，下令设立“正音书院”，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
雍正在“圣谕”中批评福建、广东两省官员“仍系乡音，不可通晓”；上朝汇报工作，皇帝听不懂；“赴他省任职，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诉讼”？指示闽粤两省设立正音学校，规定学期为8年。秀才不会讲普通话，就不能参加乡试，学政不准送科举；举人不会讲普通话，不能参加全国会考。
两省官府接到皇帝谕旨后，立即设立“正音书院”，聘请既会讲北京话，又会讲本地话的教师任教，北京官话开始在两省推广，进而影响全国。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去日本考察学政，见日本推行国语十分成功，回国后写信给官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学习日本“推普”经验，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这一建议非常大胆，因为当时清朝一直把满语作为国语。
1903年，学部大员荣庆、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
国学大师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湖北话接近古夏声，主张以湖北黄陂话为标准音。
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同盟会会员老江苏人吴稚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反对京腔。但同时也反对以其他方言作为标准语，主张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
民间争论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
1903年，清政府在《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兹以官音(即北京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
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刚设立不久的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当时，清政府的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奈采纳了这个建议。
1910年初，清政府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雍正“推普”上谕之后的200年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逐渐被汉语同化，汉语成为中国政府官员使用的正统官方语言，北京官话也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长期争论新“京音”最终胜出
“五四运动”前后，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主张“废除汉字”
1912年，清王朝被推翻，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辛亥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清的官话能成为民国的“国语”吗？
更何况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人入关以后，满语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满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但是，创造出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教育家王照则坚持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王照的提议，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著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这一标准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
“老国音”诞生之时，正值袁世凯正为各种矛盾和复辟帝制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哪里顾得上推广。直到1918年，民国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老国音”正式在全国推广。
但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又爆发了一场当时称之为“京国之争”的大辩论，辩论的焦点就是国语标准音是京音还是刚定下来的国音。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主张“废除汉字”。蔡元培、林语堂、许锡五等著名学者、文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语音成分比较复杂，成为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都认为应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于是，“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完全改口说，他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北京音为“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此后战乱不断，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基本搁置。
历朝历代都有当时的“普通话”
张尚芳先生认为，古代朝鲜、越南、日本都用汉字教育，他们现在的语言还都保持有唐朝的语音，还有一些词是汉代的
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交流工具，各朝各代都要求语言能够统一，都有公认的标准语音。
研究表明，中国古代一直就有其通行的语言标准。
这在夏、商、周、先秦时期称雅言，以后叫正音，到明代叫官话。我们姑且称之为“古代普通话”。
孔夫子弟子三千，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如何听懂夫子所言，学得知识呢？
《论语》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夫子用的是“雅言”与弟子交流。
所谓雅言，相当于当时的普通话。春秋时期的使节往来，诸侯会盟，他们交流的语言就是雅言。
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张尚芳先生考证认为，“雅言”准确地讲应是“夏言”。“雅”、“夏”通假。夏朝太康以后建都洛阳，洛阳地区的语音成为全国的标准音。殷商都城也在洛阳周边，语音上承夏言；周朝又是向殷商学习的文字。夏、商、周三朝文人知识分子所学一脉相传，在学习的过程中，夏言强大的凝聚力让古华夏人成为了汉族的核心。
华夏帝国分分合合，15朝定都洛阳，雅言以古代洛阳音为准沿袭了近4000年。
各代都认为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语音为天下正统，各地语音都向洛阳音靠拢。唐人认为“中华音切，莫过东都”。南宋以后，洛阳不再是都城，雅言地位虽受到削弱，但是直到明初，当时出版的《洪武正韵》仍然标榜“以中原雅音为定”。
这里的古代洛阳音指的是当时洛阳的读书音，即太学里教学采用的语音为标准音，而不是洛阳的方言口语。
张尚芳先生认为，古代朝鲜、越南、日本都用汉字教育，他们现在的语言还都保持有唐朝的语音，还有一些词是汉代的。
在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
隋朝统一中国后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以建康话为主。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扬州话又接近建康话，因此在社会上也很流行。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以首都长安话作为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州话也成为一种通行语。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元代则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初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后来迁都北京，南京话和北京话开始融合。
推广普通话同时保留方言
有人竭力保护方言，认为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文化。有人认为方言根本没有受到威胁。“拯救”方言的说法，是排外情绪在作怪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是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实施的历史任务。西方发达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日本也在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完成了普及民族共同语的任务。
有关方言是否需要保护、该怎样保护的问题，今天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有人竭力保护方言，认为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文化。有人认为方言根本没有受到威胁。“拯救”方言的说法，是排外情绪在作怪。还有人干脆认为，方言的消失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1958年1月10日，全国政协举行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关于推广普通话，周总理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
这应该是“推广”和“保护”最重要的原则。
来源：法治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