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前不久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两党议员联合提议针对中国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复苏,授权美国政府采取反补贴措施等向中国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10月,温家宝总理在布鲁塞尔第六届中欧工商峰会上指出,自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22%,这期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仍大幅增加。温家宝强调,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条件下的结构性问题,不要把它政治化,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平衡、可持续的贸易。11月12日,为期两天的首尔G20峰会落幕，此次峰会再次确认了平衡增长目标。峰会发表的《首尔宣言》指出,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面,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发达经济体将严防汇率过度波动以及失序走势,并在中期内寻求不伤害经济的财政整固措施;发展中国家则将增加汇率政策弹性。

    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生态环境中,中美贸易—金融关系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遵循生产者—消费者原理、互为依存的“食物链”式平衡关系,而不是物理学意义上遵循杠杆原理的你高我低的“跷跷板”式平衡关系;这种平衡是由居于“食物链”顶端的美国主导的非对称性平衡;若要改变这种平衡,不能简单通过人民币升值实现,而要通过中美合作、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劳动者加薪来完成。

    中美之间的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表现为:作为生产者的中国,出口商品、资源和服务到美国,获得美元,形成对美国的顺差;作为消费者的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资源和服务,支付美元,形成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获得了中国提供的物质财富和无形资产;中国获得大量美国印制的美元和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是一种虚拟财富,是财富要求权,而非财富本身,这种财富的价值伴随美元的升值而增值、贬值而缩水。美元的发行量、利率完全由美国单方面决定,中国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因此,中国处于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的低端,不得不持有美元和美元资产,也就不得不承担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中美之间贸易金融关系的“食物链”是在全球化、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全球化是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能滞后或超越这个基本国情考虑中国的顺差。1978年以前,中国尚未实施对外开放,没有全方位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美之间也没有形成稳定的贸易金融关系,也就没有顺差逆差、平衡与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全面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化使国际资本以美元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的资源、劳动力和国际资本的结合成为可能,同时中国也需要用美元购买国际市场的资源、商品和技术。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化中相遇,形成贸易金融关系可谓水到渠成。

    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是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根本原因。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基本由美国等发达国家决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产业多数由欧美等发达国家掌握,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率低的产业多数由中国等欠发达国家发展。尤其是中国在以吸引外资为主导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同步提高,而是长期用过低的劳动力成本为世界各国提供廉价商品。这种低工资和大量产业工人为中国奠定了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生产者地位,劳动密集型、利润微薄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在中国遍地开花。低工资形成的低成本商品,在大规模、低利润的生产模式推动下,形成了低价格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商品行销世界,中国制造成为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产贸易结构是中国产生顺差的根本原因。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关键因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行使职能,美国决定美元的发行量、利率甚至汇率。这种由一个国家通过信用发行本国货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中美两国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资使得在中国可以生产出比在美国更廉价的商品,中国商品的销售收入以美元形式回流到了中国。至此,无论出口到美国、其他国家的中国商品,都为中国换回了大量美元。中美两个大国的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也就牢固地形成了。通过低工资形成的这种差别,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是无法弥补的,这也是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最根本原因。

    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和政治手段,获得了独自印制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使美国牢牢站在了对世界各国(欧元区除外)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最高级地位,成为消费者。美国获得美元的途径不只是印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创设了各种金融工具将世界各国的美元又吸回了美国。美元增发带来的好处,比如购买中国等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全部获得;而美元贬值带来的美元、美元计价资产损失则由各持有国家和地区悉数承担。这是美国储蓄率低、负债率高、消费率高的根本原因,借钱可以不还、或者通过美元贬值缩减债务负担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偏好,对美国或其他美元债务国而言是最有利的。这种国际金融体系,最终将使美国成为只生产美元钞票的国家,生产任何其他商品都是不经济的。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不能用于购买世界各国的资源、商品和服务,各国赚取美元的动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美国也就不会有现存的贸易逆差。

    人民币既非国际储备货币,资本项下也不可兑换。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是拥有美元而非人民币,赚取美元是为了能持续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美贸易金融“食物链”关系是以中国坚持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国际贸易结算手段为条件的,如果人民币不能升级为和美元一样的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中国又要成为全球化的一分子,中美贸易金融“食物链”式平衡就将会继续,即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到1:1也无法改变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金融状况。美国出现持续贸易逆差,既不影响其主权信用,也不影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相反,这是维护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原因在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不仅要满足美国国内的需要,也要满足其他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需要,美国贸易逆差就是满足这种对国际储备货币需要的最重要的途径。

    中美贸易金融关系的“食物链”式平衡,对美国而言,不利的方面是只生产美元将解决不了就业压力;对中国而言,不利的方面是必须持有美元或美元资产承受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应紧密合作共同建立新的贸易金融关系,而不是在原有框架下单方面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最大的利益是美元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对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放弃美元,美元的地位将发生动摇,有可能被真正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欧元替代。事实上,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势不可挡的,美国应帮助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可以购买世界市场上的商品、资源和技术,这是解决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食物链”式平衡的最根本道路。

    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提高中国产品的成本,而中国产品成本低廉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低于美国,而非汇率因素。笔者因此认为,要想提高中国产品的成本,与其让人民币升值倒不如给中国的劳动者加薪。人民币币值除了受美国等外部因素影响,还受制于国内的因素,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使人民币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中,此时若选择为中国产业工人加薪,既可以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减少对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又可以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购买力,从而增强内需和对外国进口商品的现实购买力。简言之,中国制造业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通过人民币升值是无法消除的。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徐丹丹 李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