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又是怎样读的，自然无法作出完全的统计和全面周详的介绍。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中略知大概。毛泽东保存下来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有1万余种，近10万册。其中有不少书籍上留下他的批注和圈画。而毛泽东读而未藏的书籍，或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孜孜不倦地吸收和扬弃。他的博览和广学，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兼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且在博览深读“有字之书”的过程中达到融会贯通，又有独到的创见。

　　提出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不是要淡化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历史定位，而是说，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确实非常罕见。

　　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思绪心迹，别有风景。从他随手在书上的眉批旁评中，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例如，1969年在武汉读《南史·陈庆之传》，他的批注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为何神往，神往什么？都值得体会琢磨。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里期待、智慧愉悦、审美满足。其中的快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般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也是一种人格的挑战。挑战应战战而胜之，却正好是毛泽东鲜明的人生个性。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引出一种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毛泽东始终相信，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有助于他们在实践行为上的选择，对现实社会改造十分重要。他更清楚，要培养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与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读书学习，就是“授人以渔”。因此，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风尚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打通思想。此外，有时在一些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还选编一些著作篇章印发给与会者，甚至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这是他比较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例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读了各地大量的农业合作化的材料，选编了一本90多万字的书，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篇有名的序言，并为其中的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本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的百科全书”。可以说，编书、荐书、讲书，是毛泽东经常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真读、真学、真思考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什么叫真读真学？具体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早年，他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对人说，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又读了好多遍《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英文，他找来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对照起来读，在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还留有他的批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他经常阅读的。《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在不同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对人说，《红楼梦》他已经至少读了5遍，此后他也读过，还让人从北京图书馆手抄过一部胡适收藏的《石头记》。

　　一是相同的题材内容，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版本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还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读《拿破仑传》、《楚辞》时，他都要找不同人写的和不同人注释的版本来读，《楚辞》曾经要了十几种版本对照起来读。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一是除了写读书批注外，毛泽东注重讨论式地阅读。他不光是自己读，读完以后还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比如，延安时他专门组织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读书小组，每天晚上读10多页，然后各自谈看法。1959年年底还组织读书小组专门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是我们党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认识源头。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同志根据毛泽东当时谈话的记录，后来印了两卷本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同历史阶段读不同的书，读书的目的也不同，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早年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先是说为了“修学储能”，然后说要寻求“大本大源”，最后是要找“主义”。概括起来，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四类。

　　第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就是这时候靠读这类书打下的。在传统的文史典籍中，他偏好以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湖湘学派的著述，诸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他的老师杨昌济的《论语类钞》等等。这类书在立志、修身、处世方面很有用。第二类是近代以来的西方著作和有关西方的著作，比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社会学）肄言》以及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阅读这些书使毛泽东能够跳出中国传统思维来看世界。第三类书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国内学者传播新思潮方面的书，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著述。第四类是《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读的书，主要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1932年，他带领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搞到了一批书，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读完第一本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读完第二本毛泽东又推荐给彭德怀看，写信说“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在艰苦的环境中，为了做到思想上的清醒，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有用的书，读书之用非常明确。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并不是一条直线，因而他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随着看法的变化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

　　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抵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毛泽东晚年对读书的看法有一些变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19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而他自己，则亲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请一批饱学之士作了注释，嘱印成大字本，分送给少数中央领导阅读，因为眼睛患白内障，他还请来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帮助阅读。

　　因此，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读书的公开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有时候的公开态度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他反对的是死读书，反对的是不真读，不择读，不善读，不深读，反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读书，结果为书所害，而不是反对读书本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进而在实践中用好读书所得。

　　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

　　在读书方面，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这些，体现出他同一般治学之人的不同之处，即他的读书，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的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对毛泽东来说，读书不是简单靠兴趣支配的选择，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他的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对话，一种与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的思想交流。这样，读书对毛泽东来说，既是一种人生责任，又是一种历史责任。

　　读书的人生责任和历史责任在毛泽东那里是统一的。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也无必要按图索骥地去一一仿效。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意在倡导和弘扬毛泽东的那种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而这种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通俗地讲，就是读书为做事，做事促读书。这就是历史责任。

　　（本文根据《理论视野》２０１０年第１期访谈修改）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