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世界都开始将目光聚焦亚洲——这一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军者。而提到亚洲，每每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新兴市场国家便是印度。但很少有中国读者意识到，正是由于印度央行前行长雷迪博士(Y.V. Reddy)在为期5年的任职期间为印度银行业制定了严格的借贷准则，才帮助整个印度银行体系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幸免于难。

作为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央行)第21任行长，雷迪为印度金融业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了为期五年的任职。2010年，他被印度授予第二级高等公民荣誉奖“莲花赐(Padma Vibhushan)”。

7月12日，在韩国大田举办的IMF亚洲峰会期间，雷迪特地将他的著作《印度与全球金融危机：货币和金融管理》(India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naging Money and Finance)赠予《第一财经日报》，并同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与广大中国读者分享他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印度哲学”。

本次危机源于过度金融化

第一财经日报：银行业政策制定者的经历，一定让你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独特的视角，你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同时，能否总结一下你著作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

雷迪：这本书总体来说总结了我担任央行行长时所作的一些演讲。在这些演讲中，我的一个观点是，全球金融和银行体系存在着很多问题。事实上我早就警告过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的金融体系中存在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其次，这些演讲也指出了，印度所采取的防止金融体系危机的种种措施。第三，书中也介绍了“自由化、去监管化”等全球化压力，以及一些政治经济问题。

本书包含了我对这次危机的看法。这次危机的根源便在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部门发展得太快，以至于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增速。金融业的作用被本末倒置了——从原本支持实体经济和政府的“工具”变成了“目的”本身。其次，金融业存在被过度“去监管化”了，因此得到了过度发展的自由。第三，金融中介存在过度“杠杆化”，当然同时也因为存在不负责任的借贷现象，包括房地产和消费领域。

这些因素同时发生，而当时金融体系已经十分脆弱，这导致了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无论是房地产价格还是股票价格，都开始陷入崩溃。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某种程度上又由于缺乏金融监管，而这又是基于一种对市场放任自由的意识形态。

因此印度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我意识到中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监管金融业不平衡的谨慎政策。印度努力所做的本质上有三项工作：第一，在货币政策上，防止过度宽松。第二，在金融监管方面，我们采取了宏观经济保护措施和对抗风险的保护措施，因此印度的资本充足率有所提高，而对风险资产的风险敞口也有所控制。第三，对于存在过度流动性的外部因素，我们拥有良好的资本账户管理体系，这点与中国类似。

但我不得不指出，相比中国，我们拥有一个额外的大问题，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的财政赤字很高——印度的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因此我们也要额外小心，非居民在这一市场上的参与必须有限。第二，与中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不同，我们的经常账户常常表现为赤字。因此印度的政策更为复杂。

日报：印度央行最近意外地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以遏制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你认为印度在“退出”刺激政策上的立场是什么?印度是否还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雷迪：我认为要讨论印度的货币政策，必须要考虑不同的情况。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谈谈一些背景。

事实上，本次危机对印度的影响并没有对其他国家那样大，对GDP的影响也小于GDP本身的降幅。印度的GDP增速大幅度放缓，但它代表了三方面：首先，是反映了农业部门的表现，农业在同一时期内的表现低迷。第二，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过快，本身我们也要进行调整，因此也存在自然的“冷却效应”。第三，才是危机效应。因此，如果人们仅仅只从印度GDP的降幅来看危机的影响，就会比实际的影响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印度的财政和货币管理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容易管理的。如果考虑财政刺激政策，其实印度已经存在结构性赤字问题，正如我此前提到的，印度的公共部门债务持续处于高位。因此，在结构性赤字的基础上，财政刺激政策拥有的操作余地就相对较小。而印度的支出结构与中国相比也大大不同，刺激政策带来的支出在印度大部分都在于消费，如农村消费计划等，这意味着，产业刺激占了印度刺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当我们考虑“退出”刺激政策的时候，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就相对较小。这些都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负担相对更重。

与此同时，通胀的压力也在加剧。通胀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食品价格上升，一定程度上由供给造成。第二阶段就是蔓延到了通胀预期。这当然也包括总需求增加的因素。

综合这些原因，必须有相应的货币政策，而且要尽早采取并且很明显将会继续采取这样的措施。

展望全球金融架构与中印发展

日报：你认为IMF是否会成为全球央行?SDR(特别提款权)是否会成为超主权货币?今后的全球金融架构将会如何演变?

雷迪：要了解有关IMF会否成为全球央行的问题，就要了解央行的两项职能：第一是管理流动性，中央银行既有能力创造流动性，也有能力扼杀流动性。因此技术上来说，是有可能将部分权力交给IMF执行的。央行的第二项职能是最终偿付。一旦发生流动性危机，就必须注入流动性，当一些机构面临倒闭时，央行还需进行干预和救助。这意味着，必须有一方要承担损失。在一个国家中，承担这项责任的便是政府。但从IMF的角度看，有哪些国家愿意注入流动性?哪些国家政府愿意承担损失?这方面就几乎不太可能。IMF或许会承担一部分“借贷方”责任，但不可能作为“最终贷款人”。

有关SDR作为超主权货币的问题，要考虑两方面：首先，一些国家常常觉得一国的储备货币除了包括美元、欧元等货币，也要包括SDR，以确保多样性并分散风险。我认为这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一国央行想要分散风险，他们可以效仿SDR，储备一篮子不同货币。而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私人部门和金融市场是否准备好了使用SDR?公共政策上是否能鼓励他们使用SDR?只有当这些成立的时候，SDR才有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但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SDR不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这不仅仅涉及到一国的公共政策，还涉及到金融市场，是否愿意使用SDR来进行交易。

第三，有关全球金融架构的问题。我想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目前为止，欧洲既存在着区域性机制，也有IMF等全球性机制。亚洲曾经提出建立区域性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IMF并不乐意，他们认为应该只有一个全球性组织，而不应该存在区域性组织。但时至今日，IMF与ECB(欧洲中央银行)一起援助了希腊等欧洲债务国。IMF逐渐意识到，区域性机制和全球性机制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互斥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背后还有一个逻辑。以亚洲为例，这一区域内的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一个或若干国家出现问题时，其他一些处境较好的国家可以提供帮助。区域内各国互帮互助，这对IMF来说也减轻了负担。但有些时候，在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可能整个区域内的国家都遭受同一打击，就无法互相帮助，这时IMF就需要伸出援手。

因此我认为，全球金融架构的新模式，将会以区域性机制和全球性机制“共存、互补”的形式出现。

日报：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亚洲货币?

雷迪：让我们先来看欧洲的经验。欧元区带来的一个教训是，区域性货币联盟要求大量的财政协调。在欧元区，他们有相关协议，但并未有效执行。亚洲的多样性要更甚于欧洲，毫无疑问亚洲会进一步融合，进一步一体化，但由于欧洲的前车之鉴，在没有大量财政协调机制出现之前，很可能会有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汇率协调机制、更多的共同监管，而我认为亚洲货币不可能很快出现，尤其是看到欧元区最近面临的压力。

日报：你多次同时提到中国和印度，考虑到人口和经济上的约束，你认为“Chindia”(中国和印度的联称)中哪一个更有长远的发展潜力?

雷迪：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优势。中国幅员辽阔，总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比印度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活力，增速非常快，也能够保持稳定。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中国遥遥领先，而印度紧随其后。

目前中国具有较大的人口优势。而印度的人口结构有所不同，中国有庞大的青年人口，尤其是15~20岁的年轻人很多，但在印度，不同省份就有不同的人口结构。有些省的年龄持续下降，学龄人口比例较高，这为更长时期内的发展提供了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在短期内，人口结构多样性也让印度的储蓄、投资、出口和内需等宏观经济更平衡。另外，印度在公共财政上较弱，但金融部门却相对较强。

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两国共同发展，只要我们“合作、竞争、协调”，就一定会有精彩的未来。

在此我想说个小笑话。你知道印度的服务业很强，而中国的制造业很强。所以有人评价，因为造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强，而阿拉伯数字“零”是由印度人发明的，所以印度的软件业很强。

    7月12日，在韩国大田举办的IMF亚洲峰会期间，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博士（Y.V. Reddy）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雷迪在为期5年的任职期间曾经为印度银行业制定了严格的借贷准则，帮助整个印度银行体系在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中幸免于难。这一次，他将与广大中国读者分享印度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监管哲学”。

　　第一财经日报：对印度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纽约时报》曾写道，“印度有着一位‘反格林斯潘’的银行监管者，他的名字是雷迪博士”，并称你为“在正确时间做着正确工作的一位正确人选”。回首过去，你如何评价你在印度金融监管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金融监管改革方面的经验？

　　雷迪：首先让我来谈谈“监管哲学”的概念。在“监管哲学”里，一位监管者应该是受到尊敬的。其次，监管者应该有执行监管的权威，并同时拥有监管的决心。而毫无疑问，金融市场却偏好更多自由。这是监管的基本哲学。

　　在这一框架之下，我首先要探讨的是“银行的角色”。我们对银行发行金融许可证，银行为人民提供储蓄，而人民之所以愿意将钱存进银行，是因为他们信任银行。我认为作为监管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储户。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存款的地方，也需要一个能够让钱流动起来的地方，如果银行破产，不仅储户受损，政府也不得不进行救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方式是“预防性”的，我们不得不如此，因为问题是无法被提前定义的。哪怕只是刚怀疑有问题，最好的方式还是预先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问题爆发。

　　其次，在印度有很多贫困人口，我们不得不更加重视保持稳定，无论是价格稳定还是金融稳定。在每一个经济体中，既要重视增长，也要重视稳定，为什么“稳定”对我们更重要？我的理由是，一方面，在印度有很多人还没有社会保障，如果他们失业了，就会没有收入来源。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发生后，传递到贫困人口，为他们带来福利的过程会存在一定“滞后”。因此，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立即可得的福祉。那么“监管哲学”的另一方面就是要重视稳定。

　　但我想明确一点。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比较保守，而“保守”通常意味着“按兵不动”。但在印度，事情却截然相反——我们确实“保守”，但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就和中国一样。当一些国家监管不力的时候，我们却加强了金融监管制度。因此我们虽然保守，但却在不断行动。其次，人们说我们因此牺牲了增长。但如果考虑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生产率条件，印度平均9%的经济增速是相当高的，这也就不能说我们牺牲了增长。

　　日报：印度的银行并不像美国银行那样高度杠杆化，资本金比率达到12%~13%而非7%~8%。而类似CDO和其他证券化产品的金融衍生品也只占了银行体系的一小部分。你如何看待这些“创新金融产品”的功能和本质？

　　雷迪：实际上，当这些金融品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开始担任高层职位，因此必须要理解这些产品。如果一些产品我都无法理解，怎么让民众去理解？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其次，银行业的风险已经逐渐转移到这些衍生品。

　　随着这些产品的发展，我们必须要牢记两件事：首先是金融创新的最终目的，如果其本身就包含了风险，那么它们传播风险就理所当然。另外，有些时候创新具有迷惑性，有些时候创新是为了规避监管。而有些时候，创新交易具有乘数效应却别无他用。因此当然我们要对其进行监管。

　　如果展望未来，我想我们已经从这次危机中看到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也应该得到相关经验，从而对我们自己的证券化过程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监管。

　　让我来说一个有关衍生品的小故事：有人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有一面镜子，当你在实体经济中进行交易时，就好像是在照这面镜子，你能清楚地看到你正在做什么，这就没有问题。但当出现第二、第三……甚至第十、第一百……数不清的镜子时，你就分辨不清最开始的交易是什么了。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乘数效应。

　　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经走向了极端。沃尔克就提到，唯一有用的金融创新就是ATM的发明。我当然不会说得那么极端，但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对待金融创新。

　　日报：目前美国和英国都在力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而美国政府有望很快通过这一全面改革金融体系的法案，你如何看待本次危机后的全球金融监管趋势？

　　雷迪：我认为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存在“去监管化”过度的情况，因此他们确实有必要“再监管”并重新制定监管法则。但英美两国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两难”困境——中国和印度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国家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想要通过发展金融业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吸引金融服务活动，而要吸引金融服务活动，你就不能有太严厉的金融监管，但相对温和的监管规则又会导致金融部门出现灾难。

　　这就是英国和美国为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不断地“去监管化”，不断地将监管规则“温和化”。而现在的问题是，一旦想要“再监管”的时候，就必须把握监管严厉的尺度，如果过于严厉，金融部门活动就会撤离。

　　目前的金融监管改革存在这样一种格局：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正努力改革他们本国的监管结构并减少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力推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的统一框架，这样一来就能减少他们的潜在损失。

　　也就是说，他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金融监管必须与鼓励金融部门的首要利益相妥协。但有所加强的金融监管将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损失一定的既有优势。

　　日报：所以为了防止“监管套利”，他们也在向亚洲国家推销类似的金融监管框架。

　　雷迪：对，这正是我想说的。从一开始的“去监管化”到现在的“再监管化”，他们现在却告诉每个人：“你们也要不多不少地照做”。

　　但这样的全球监管框架，即英美国家要求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金融监管措施，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想象一下，如果五六年前我们拥有统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那么这一体系也会被伦敦和纽约所“统治”，因为他们就是那时的典范。如果当时的监管规则得到全球认可，而我们国家也应用了一样的规则，那么在这次危机中整个全球金融体系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相信，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在G20或者其他全球金融峰会上，要提出“不必过度绑定全球金融监管规则，每个国家都应该留有余地”。如果考虑那些大型跨国银行，那么它们确实有必要受全球一致的监管约束，但还是得保留多样性。

　　日报：你认为防止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否只是美好幻想？

　　雷迪：让我来这么说，金融体系存在着一些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还没有被真正解决。我认为，完全的金融全球化是一项“次优方案”，而我们需要一种权衡。欧美国家需要权衡金融监管的程度，金融服务业较为复杂，交易规则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显现。目前这些国家正在努力，而我也希望他们的努力可以成功。

　　因此我不预计会很快有另一场危机。但是，我们更不应该指望的是，本次危机已经过去了，目前的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更久的时间，而我也预计复苏到常态的道路会较为坎坷。我所说的“常态”，不会是过去“旧态”，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常态”，而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新常态”究竟是什么。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