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全球经济--罗伯特.蒙代尔
[发布日期：2010-6-29]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在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早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就富有远见地预言，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会产生极大影响。他以一篇论及“最适当货币区”的文章奠定了欧元理论，最终促使欧元顺利出台，因此被尊称为“欧元之父”。19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蒙代尔。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他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研究，曾经影响了美国里根时代的供应经济学派。在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上，蒙代尔可以说是走在同行们的前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日前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他就全球经济复苏、欧债危机、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欧元不会倒但面临深层问题
《经济参考报》：您在一个多月前指出，欧洲债务危机会使欧元一蹶不振，但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之一，欧元还会继续发展。欧债危机给欧元发展带来的教训是什么？欧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克服哪些障碍？
蒙代尔：欧元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传统课，那就是各国政府应该视其收入决定其支出。如果政府开支超过其纳税收入，赤字将产生并逐步积累形成政府高额债务。这种高额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于国家G D P而言的。意大利和希腊的公共债务相对G D P已超出100%，其他许多国家也达到G D P的80%或90%。从长远来看，政府还有许多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因此实际赤字也就是潜在债务比数字显示的还要高很多。
我认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希腊这些国家成功加入欧元区之后，其收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德国或者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相差较大。但是希腊政府在只有消费啤酒的收入情况下，却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香槟，社会福利大大提高，政府开支迅速上升。他们要做的，应该是踏踏实实提高收入，之后再增加开支。
一般情况下，如果希腊有自己的货币，政府的大肆开支将迅速引发针对货币贬值或其他政策的投机行为。然而，希腊加入了欧元区，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腊政府可以大肆借债花钱，底线就是其违约，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希腊的破产。虽说欧盟已有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救活希腊这本该足够，然而这些资金并不能由希腊独吞，还要分给其他国家，因此我认为希腊可能依然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有一部分债务可能需要重组。对欧洲央行来说，我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已经决定购买一些公共债券，这将造成一些问题，但我想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欧盟为拯救盟内陷入危机的经济体，会默许甚至主动让欧元贬值。您认为欧元对美元“恰当的”汇率应该是多少？如果欧元继续贬值，是否会引发其他主要货币竞相贬值？
蒙代尔：我认为欧元兑美元维持在1 .20至1 .3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1999年1月，欧元初始定价为1 .18，后来一度跌至0 .82。到2008年，欧元又飙升至1.64，目前已经回落至1.23，我想这个汇率是比较合理的。我认为欧元不会下跌太多，欧元有很大空间，和五年前相比，它还非常的低。你不能让欧元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没有这个权力这样做，这样是违反法律的。
四 年 前 ， 欧 元 对 美 元 达 到1.3，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就表示将欧元维持在这样的高位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同意他们在当时就应该停止欧元继续升值，如果那样，就不会出现眼下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相反，他们让欧元一路飙升至2008年6月的1.64，这对欧元区国家的预算非常不利，这也是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他们必须确保欧元不能处于过高水平。当然，欧元升值会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有一些自豪感。但这对经济有害无利，因为高位的欧元将损害各国政府预算状况，这个代价很大，他们承担不起。
《经济参考报》：目前英美一些媒体鼓吹所谓的“欧元崩溃论”，您认为这真的是欧元难以避免的命运吗？如果不是，那么欧元的出路何在？
蒙代尔：我想你所指的是，欧盟决定让整个欧盟货币市场分裂，每个国家仍然使用各自的货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欧盟将再次面临它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问题。那时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然后又是通货膨胀，然后是对经济的摧毁。如果打破欧元体制，如果这样，这将是一个灾难，不仅对欧洲，更是对美国和中国。
《经济参考报》：有人说欧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欧元区国家各有不同的财政政策，因此欧元区也正在讨论达成财政统一的可能性。请问您认为欧元区国家是否有可能在财政政策上达成统一？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蒙代尔：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的确存在困难。
他们可以将欧元区各国公共债务统合为“欧元区债务”，此后，再向每个国家政府给予制造更多债务的权力，并严格监督其财政预算状况，当然，需要建立规章制度加以限制。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各国政府过度开支。美国的做法就是允许债务过度的州政府破产，联邦政府不会出手相助。但欧盟和欧洲央行不会允许任何政府破产，因此就会出现救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政府加以限制，此前德国默克尔就提议对违反欧元区规定的政府，应剥夺其投票权，我认为这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法。总之，目前需要制定一些限制措施。
同时，欧盟的成员国需要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日本，它在1980至1990年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在1985年至1995年，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了3倍，这是一种非常不可理解的上升行为。那时，日本的银行系统几乎崩溃，但是日本认真小心地、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并最终成功。欧洲可以学习这个经验。
美元走强或将引发经济二次探底
《经济参考报》：很多人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非常担忧，欧债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这种看法。请问您如何看待二次探底的风险？
蒙代尔：我认为美元走强有可能引发经济二次探底。一个很重要但为一些人所忽视的因素就是汇率。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元对欧元迅速升值。美元的过高估价将阻碍美国房地产危机复苏的步伐，进而伤及整个经济，这将引发二次探底的风险。
在这种时候，美联储应该放松美元信贷。欧债危机后，大量欧元资产转向美元，造成美元供应短缺，美联储应该满足这部分对美元的需求。
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汇率也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2008年第三季度，许多房地产机构倒闭，雷曼兄弟破产，当时美元就相对欧元升值，汇率达到1.3。如今，美国依然在实施强势美元政策，美联储两次犯了同样的错误。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美联储等各国央行都将如何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蒙代尔：退出政策有不同形式，美联储将以提高利率或同时结合强劲美元的形式退出。目前，由于美元已处于高位，美联储将会推迟加息。我认为他们还会继续观望下一步的发展情况，据我估计，下半年不会有退出计划，至少也要等到明年。
《经济参考报》：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全球经济再平衡，强调美国要增加出口，强调美国老百姓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此相对应，应长期维持弱势美元。可我们也注意到，您认为，随着美联储退出刺激政策，美元会重新走强。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欧洲很多国家陆续出台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此抑制公共债务继续膨胀。请问这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蒙代尔：目前，强劲的美元的竞争力不敌欧元。美元走强有损美国出口，这也是造成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一个原因。美国想扩大出口，强势的美元肯定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实施强势美元的政策，这是错误的。
我想美元还会处于较高位，这四五年来都是如此。但现在这种时候，美国失业率已达到10%，保持美元强劲是错误的。2008年第三季度时，美元也很强，升值达2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雷曼兄弟，造成了后来一系列的损失。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汇率的重大波动，尤其是美元和欧元间汇率的变动对经济是有害无利的，造成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关于财政政策，比如政府发行债券增加支出，这并不能直接改善经济状况。因为当政府通知增加支出从而提高需求，那同时债券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小。人们在较高利率水平下购买债券，也将减少其支出。
人民币大幅升值有害无益
《经济参考报》：您一直认为，中国过去15年的超级增长，得益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您此前建议，美元、欧元、人民币(甚至包括日元与英镑)之间应建立大致固定的汇率安排，并认为这是一种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实现这么一种安排，需要付出哪些代价？需要克服哪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障碍？
蒙代尔：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的稳定非常重要。正如二战后时期的日本和德国，它们能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就得益于固定汇率和高额顺差。
我认为通过汇率来调整中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通过提高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国内消费来实现。
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的财政状况非常好，货币储备及盈余都很充足，所以许多国家望而生畏的减税措施，中国可以实行。降低税收将增加支出、提高工资、增加国民收入，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达到贸易平衡都将十分有利。
但这些措施应在现有汇率水平上实施，而不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很不利，因为这将引起中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带来沿海和内陆地区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不是中国想看到的。
过去12年中，美元和人民币一直都是稳定亚洲与美国以及其他美元国家之间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为中国带来巨大危害。对全球经济也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经济理论认为升值能够改变贸易平衡的状况，没有任何一个模型、任何一种证据能够证明一种货币的升值能够减少顺差。我认为中国不应该让人民币浮动太多。
《经济参考报》：中国国内学者指出，根据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人民币今后很可能陷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境地。您对此有何评价？
蒙代尔：中国实际汇率是必须要提高的，但我认为这应该通过提高工资收入等手段来实现，而非人民币升值。
货币升值将降低企业利润，对公司、整个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提高工资收入可以在许多方面达到升值的效果，同时速度较缓和，对于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就会迅速增加开支，这其中并没有必然联系。
《经济参考报》：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规模与日俱增，但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多年来始终无法有效启动。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出口总体下滑，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更加紧迫。您认为，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原因何在？对此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蒙代尔：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开支。中国G D P高达32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允许工资上涨。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以近10%的速度增长，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须允许工资随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汇率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必须通过提高工资来实现。我想中国也不希望工资在G D P中的比重过低。工资的上涨对于工业发展和保持中国竞争力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同时，还将创造国内消费。如果工资不能够随着G D P同时增长，必然带来贸易失衡，这种失衡其实就是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差额。如果这种差额持续增大，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及其他希望改变贸易失衡的国家会不满，对他们来说，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贸易赤字。
《经济参考报》：工资的增长将减少企业的利润，这就带来了两难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蒙代尔：如果经济增长10%，工资增长10%，那利润也将增长10%，这依然是平衡状态。而且，目前中国还存在盈余，工资增长的速度还可以高于经济增长。
在总支出中，生产投入是很大一部分，这方面也必须保持均衡。汇率调整并非良策。事实上，通过货币升值可改变贸易失衡，或者说通过美元贬值调整失衡的说法，并没有证据支持。
中国经济增长与购买力增长之间存在差距，在中国存在大量储蓄，这并不单指公众储蓄，政府、企业内部储蓄也包含其中，这些储蓄就是贸易盈余的对应物。
增加购买力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其中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减税。我本人就曾经是里根政府减税措施的坚决拥护者。据我观察，在中国，企业税率有高有低，但所得税较高，我认为高于其较合理的水平。其实中国政府除税收之外有许多收入途径，因此不需要征收过高税务。同时社会保障系统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下。
蒙代尔指出
在全球信用评级体系中中国要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对蒙代尔的专访中，他对全球信用评级体系作了自己的阐述。
《经济参考报》：您曾经说过“对资本市场来说，建立一个独立、有效、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不是“独立、有效、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什么这么说？
蒙代尔：首先，我们要知道，目前的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了上百年，穆迪成立最早，然后是标准普尔成立，它们在历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目前这个时期，它们都犯了一些重要的错误。有一部分它们犯的错误和汇率的波动有关系，这次危机起源于房贷市场，但是美元的波动和泛滥加剧了这次危机，使它变得更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评级机构也给欧洲的主权债务作评估。这些有着很多债务的国家，比如意大利或是希腊，它们的问题应该更早的被这些评级机构指出，但事实上却没有。
《经济参考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指责这些评级机构？
蒙代尔：全球金融危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借贷太容易”，银行允许没有支付能力的人贷款买房，而这些资产又被证券化，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
但是，追根溯源，问题还是来自于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衰退，那时的货币政策太宽松，美元币值太低，而房地产价格却一直上涨，房价最终在2006年达到顶峰。当然，金融危机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是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而后是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再后来，美联储为解决危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当然，正如这三大评级机构的C EO所言，他们曾经在危机中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它们的评级也受到了一些抨击。三大评级机构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多的业务，而给予一些公司比较高的评级，这是一种品质恶劣的行为。我不知道它们的这种行为是否和腐败有关，但是这是一种低劣的评级行为。
为什么这么大的评级公司能够犯这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第一，它们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些过分乐观的估计和评论；第二，对一些按揭为基础的债券，比如C D O，还有一些衍生工具的复杂性没有估计得那么充分；第三，对在M BS和C D O后面的借款人的信用程度了解得也不全面。
《经济参考报》：您对改革目前的信用评级体系有何建议？
蒙代尔：这三大评级机构的C EO表示，他们在未来不会再做“不好”的事情了。我相信他们的承诺，但是这个评级体系确实需要改进，我们在未来也不能再完全依赖于这三大评级机构。
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系统。但是我也想说，我们不能放弃过去的系统。拿穆迪举例，它给全球13万家公司做评级。而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总体占领了全球评级市场9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三大评级机构享有规模效应，它们的信息库非常庞大，所以我们不是要抛弃它们，我们需要的只是“改革”它们，使这个体系更好。
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好的监管体制。我想说的是，评级机构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问题，它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债务评级监管系统(D ebt R atingA uthority)，而20国峰会(G 20)应该考虑在这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而中国，它也需要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它得到更好的体制安排。
另外，从最近40年、哪怕延长至50年或100年来看，汇率的波动和不稳定也会对经济体各方面产生重大作用。而对于汇率的不稳定对整个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评级机构有的时候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也应把汇率因素纳入到评级的体系中。
最后，也许我们需要研究出一个更好的对评级机构的支付方式。如果评级机构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开发一些新的，比如使用公共收入来支付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应该限制它们使之不能完全被政府控制和主导，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容易产生腐败的问题。
《经济参考报》：欧盟已开始酝酿建立本土评级机构。今年5月13日，您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所做的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世界货币体系”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中国应该加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蒙代尔：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却与之不匹配，我觉得这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一些限制有关。
中国信用评级发展的历史不长，所以，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我认为，中国公司可以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结成伙伴，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多的资源和信息。如果中国公司完全只依靠自己的话，可能会非常费时间和费精力，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这些资源。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只发展政府自己的评级机构，特别是用政府的评级标准给政府的企业评级，这样就是给市场一个独裁的体系，应该允许一些反对的声音和竞争者的出现。
《经济参考报》：您对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评级如何看？
蒙代尔：中国现在主权债务评级应该是上升的，因为中国主权债务本身占G D P比重就低。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在1992年被评为BBB；2006年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从A -升为A，到2008年是A +。
在这两年的时间中，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是上升的趋势，而美国目前虽然是A A A的评级，但是也许在未来两三年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的主权债务的评级会汇合在某一个点上。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张莫 实习记者 张媛 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