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全国13个省市经济顾问、15家企业经济顾问、7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3年在经济学界第一个提出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彻底分开的治理金融秩序建议。

    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最近的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76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成员、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发表题为“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内容”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当前讨论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它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结构调整的两个争论

　　魏杰说，今年，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虽然都在讲经济结构调整，可是实际上关于结构调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议，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是，现在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要调什么经济结构。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概括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把地区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包括在这次结构调整里面，这种概括有点泛化，讨论的结果可能很难解决当前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也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只界定为产业结构，这又有些过于简单了。

　　魏杰认为，由于当前讨论结构问题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所以中国这次调整的结构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如果讨论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现在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因此讨论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来讨论的结构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国民生产总值一般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个是所谓的支出法，就是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讨论的第一个层面的经济结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

　　第二个是用生产法来讨论，就是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过程。如果从生产过程来讨论，实际讨论的就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讲的产业结构。

　　第三个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来看，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分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三个部分。从这个角度讨论结构，显然是讨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讨论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话，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三大需求之间的结构；第二个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或者叫产业结构；第三个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也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第二个争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机制到底是什么。大致上是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调整结构的基础性机制，对结构的调整重点还要依赖市场机制，要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另外一种倾向更多的强调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发挥行政的力量，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量。比如说讨论产业结构的时候，要想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就靠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下达文件来调整，重点强调国家的行政力量。

　　魏杰认为，市场机制应该是调整结构的最主要机制。他说，要承认市场有自我修复能力，过度的行政调整，只会使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比如说最近讨论最激烈的房地产行业，2008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房地产行业通过自我修复，已经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了，但是2009年国家猛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的行政办法，比如说大量的减免税收，再比如说信贷政策上大量的打折，一下子把正在修复的市场推向了过热。到了去年年底，尤其是今年年初，政府不得不再次动用行政力量来压制它。

　　这种行政力量本来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房价的过度上涨，并没有想把交易量压下来。结果现在却导致交易量的收缩，这在将来可能很麻烦。去年我国消费对G D P的贡献是12.5万亿元，这里面85%是对房子和汽车的消费。可以说一旦房子的交易量下降，马上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旦增长速度往下掉，政府可能又会动用行政力量推动交易量。这样，行业就会不断地处于行政干预周期，市场根本难以自我恢复，最终经济结构也很难调整。

　　所以结构调整还是要靠市场机制为主，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投资、消费、出口应形成合理比例

　　首先讨论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分析2000—2009年的三大需求结构发现，这些年我国在这一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2001年—2007年，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这7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5%，比2000年以前多增长了3 .6个百分点。在增加的这3 .6个百分点里面，出口贡献比例达到了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增长的加速部分主要靠出口。

　　然而到2009年，又马上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结构，成了投资拉动型。在2009年创造的33.5万亿元的G D P里面，投资贡献22 .4万亿元，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达到67%。这种结构的巨大调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美国在1940—1960年、日本在1950—1975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近些年中国的情况类似，但是他们的需求结构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波动。

　　“我们之所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上出现问题，主要是三个原因。”魏杰说。第一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这也是失衡的主要原因。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但是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出口越来越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到了2004年，中国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当时经济学界有人警告说，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使中国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的时候，中国一定是国际顺差很大的情况，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将迫使中国的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从而出现膨胀。另外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了，这个时候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还在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因此政府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

　　第二个原因是行政资源的过度使用。中国行政资源的使用能力现在应该是全世界第一的，除了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于是当时为了推动出口，中国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大规模地使用了行政资源。比如说出口退税，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达到了13%。

　　“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还去开拓国内的市场？我们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继续恶化。”魏杰说。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的扭曲。这里讲的价格主要是指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一个是能买多少东西，叫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价格、资产价格。第二个是汇价，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第三个是人民币的回报率，就是利率。本来这三个价格应该是联动的，但在中国是扭曲的，结果导致战略上出现扭曲。

　　把这三个问题找出来，未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讨论到投资、消费、出口的问题时，我们就知道要让这三者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

　　当然，还需要讨论的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应该保持什么结构，各自占到多大的比例的问题。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仅仅靠消费拉动还没法保持增长，内需单纯靠消费是不可能的。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投资、消费并重。

　　产业结构失衡严重

　　关于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产业结构，或者说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通过资料分析可以发现，2005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状态也比较严重。

　　比如说制造业里面，传统制造业比重偏大，现代制造业偏低；在资源类产业里面，真正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比例偏低，而普通的产品比例偏大。再比如说高技术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比重偏低，农业等基础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很低。这种产业结构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短缺并存且日益严重。

　　中国的产业结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失衡状态？魏杰认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垄断。他说，产业结构要合理，资本应该能够在各个产业之间顺畅地流动。但是中国现在产业之间的壁垒很高，资本很难在产业之间流动。而且研究发现，在中国，垄断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性的垄断，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所引起的垄断。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

　　中国政府想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推出了新的36条，像能源、电信电力这些垄断行业现在允许社会资本大规模介入，希望通过这个手段让产业调整见效。但是这解决不了问题。魏杰说，2005年中央就针对民营经济推出过一个36条，现在叫老36条，当时觉得对中国的产业调整会有积极意义，结果5年过去了，老36条不仅没有起到作用，而且壁垒更加严重。“新的36条，我估计照样很难解决问题。”

　　原因在哪里？魏杰说，要想真正解决产业之间的壁垒，让各种资本在产业之间流动顺畅，就要让所有资本必须在法律上和竞争上平等。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民营资本根本获得不了这种平等。因为《宪法》里面明确提出来，中国实行的经济制度以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就是说各种资本之间是有主有次的。

　　另外，新36条虽然放开股权投资，但是国有经济仍然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民营资本进来以后对企业没法改革，没法管理。有民营企业家把这种做法比喻成农村招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要承担儿子的责任，但却没有儿子的地位。

　　产业结构失衡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结构调整中缺乏核心技术。“最近我们跑了100多家民营企业，他们有钱，也愿意投资，就是没有核心技术。”魏杰说，“中国改革里边最大的失误是技术创新体系没有能够建立起来。”

　　据他介绍，在当前中国的体制里边，已经找不到谁是核心技术创新的主体了。国有企业现在大部分是垄断企业，它们依靠垄断就能赚钱所以没心思搞技术。2006年中国有一万多家企业申请了技术专利，里边没有一家是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很难担当技术创新的重任。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它在体制、资金积累上都很难支撑需要长期研发的核心技术创新。

　　高等院校有庞大的科研力量，但是为了发文章、写论文疲于奔命。核心技术创新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高校教师如果不在核心刊物上发文章、写论文就拿不到职称，甚至可能被开除，也就无心研究，结果造成大量的科研资源闲置浪费。

　　过去国家办的研究所，现在也是经费短缺，得自己找米下锅。只能做一点一般性的技术研究。

　　自己研究不出核心技术，国外又对技术转让设置了重重障碍，于是产业结构调整受阻。企业的资金进入不了新兴产业，结果要么冲向房地产市场，要么冲向股市，进一步导致结构失衡。

　　第三个原因，是结构调整中的利益机制失衡。在市场机制下，当一个企业觉得生产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就不可能再投资。多数企业都不再投资，产业结构就出现转变。但是在中国，有些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明明知道会亏损也继续投资。这些企业不受利益的约束，于是导致利益机制失调，进而产业结构失调。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阻力重重

　　经济结构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主要标志是居民个人增长速度太慢，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速度在总体上都高于居民个人增长速度。

　　魏杰认为，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必然导致需求结构的失衡。因为居民个人收入占比较低，消费就难以快速增长。

　　要调整这一结构，就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只有相应地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居民个人收入才能够提高。具体做法有四点：

　　第一个，减税。目前减税的数量太小，没有让国民切实享受到减税的好处。比如说去年居民减税2200亿元，这一数量只相当于国家征收的利息税。

　　第二个，退税。魏杰说，去年全国退税退了400多亿元，还是太少。为什么多了退不下去，因为是用家电下乡的办法进行退税，结果其中一些家电产品过时、型号落后，农民不愿意购买。

　　第三，提高个税起征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会相对减少。中国现在起征点是2000元，过低，相当于让穷人承担了大量的税款。

　　第四，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募集上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据魏杰介绍，北欧国家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里，国家承担的比例占到总资金的55%。他说，如果在社会保障资金募集上不是国家承担责任，而是让居民和企业承担责任的话，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就会越低，因为等于把老百姓的钱拿去搞了社会保障，于是就没有钱用于消费。

　　魏杰提出，今年减税6000亿元，退税3000亿元，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 ， 社 会 保 障 资 金 的 募 集 国 家 占 到55%。那今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增长可以增加5—8个百分点。据他解释，之所以提出减税6000亿元，是按照上年财政收入的10%提出的。退税3000亿元，是按照上年税收的0.5%提出的。

　　魏杰说，如果能够按照他的模型推进的话，居民个人收入增长速度将快速提高，但关键是能不能推动。为什么类似的调整迟迟不动？因为还有一些别的因素需要考虑。比如说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国际摩擦，未来无论是国防开支还是外交开支都可能增长。

　　其次，如果要调整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还要增加劳动收入减少企业利润。

　　除了上述两点，魏杰提出，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还必须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益。居民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劳动性收入，一个是财产性收入。当一个国家居民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时候、居民就很难富起来。研究发现，美国人收入里边，劳动性收入占5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国民比较富有。中国的人均收入里边，财产性收入占的比例只有1.8%，所以富不起来。

　　但是这条调整的思路，又引发了两个非常尖锐的争议。一个是老百姓没有财产，怎么提高财产性收益。能不能让老百姓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第二个争议，财产性收益无非两块，动产收益和不动产收益。动产收益有赖于资本市场，不动产收益有赖于房地产市场。所以要提高人们的财产性收益，必须活跃股市和房市。但是又要防止资产泡沫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现场问答

　　问：您建议政府拿出土地供应的50%—80%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这样是不是会让商品房的价格加快上涨？因为供给极大地减少了。

　　答：我刚才一再讲，先用这个办法试一年。试一年的意思就是，看看它对一般商品用房的供求关系的影响，同时看看运作过程中我们很担心的腐败之类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推算了一下，如果保障性住房增加到供应的用地面积的50%—80%，在一年左右时间内会对商品房的供求关系产生一个供不应求的影响，但是一年以后将会减少商品住房的需求，反过来从减少需求方面影响一般商品房的供求关系。

　　问：全国有6亿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这么大的一笔资产现在不能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如果现在承认小产权房，会不会比减税、退税，甚至建保障性住房的效果更好？

　　答：这个问题很尖锐。实际上我觉得小产权房的背后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就是关于城乡一体化中间的城乡经济体制一体化。城乡一体化里边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城乡经济一体化，但是现在在许多经济问题上还没有实现一体化，比如产权制度。于是城里人买房子有产权，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既不能抵债，也不能买卖。同时，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他主要的两部分资产都没有产权性质。这个问题不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从哪方面讲都很难解决，而且一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问：国有企业从产权的归属来讲属于全民所有，但是真正享受社保资金的却不是全民，只有在岗的职工和企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们没有走向全民社保，我们现在的社保体系并不包括农民，所以最近我们提出，未来不再强调户口，而是强调居住证。实际上这些问题都不重要，关键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农民的户口要不要无所谓，关键是他能不能进入社保体系，要进入的话钱从哪来，这是大问题。现在我们划出了一部分资产进入社保体系，虽然不是全民来享受，但是总比过去谁都不享受要好。就是说这种做法虽然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办法，但是却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较好选择。

　　问：请问您怎么看明年中国的经济形势？

　　答：现在有一种观点越来越影响大家，就是说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又会出现下滑的局势。因为出口显然是高不了，欧盟不断出事，美国还看不到前景在哪里。

　　美国未来经济复苏就两个方向，要么是恢复实业，要么就是金融创新。恢复实业难度比较大，金融创新还看不出在哪里。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欧盟好多国家的债务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欧盟有些国家国债的余额都超过了该国G D P的60%。所以出口这块对经济的拉动会适当的减少。

　　另外，我们去年搞了4万亿元的投资，到今年7月份70%多就投出去了，明年这块靠什么拉动？尤其是如果房地产的投资也下滑的话，怎么拉动？所以有人预计，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下滑的态势。

　　但是，如果当前经济的增长速度出现明显下滑情况，有关部门就会对调控手段进行调整，调整后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就不一定会下滑。

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　方烨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