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秋瑾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回忆秋瑾 

  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女革命家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正式出版了。秋瑾亲自撰写了发刊词，阐明办这份刊物的目的是为把“中国女界之黑暗”、“女界前途之危险”、“奔走呼号于我同胞诸姊妹之前”，“使我女界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大光明世界”。《中国女报》为月刊，32开本，每期约60页，设有论说、演坛、译编、传记、小说、文苑、新闻和调查等栏目。主要撰稿人为陈伯平、吕碧城、陈志群、钝夫、黄公、黄斌等，但大部分稿件都出自秋瑾之手。

    《中国女报》在同年3月出版第二期后，因秋瑾等忙于准备武装起义，不得不中辍。但秋瑾在浙江奔走联络的同时，并未停止编辑工作。同年6月17日，她从绍兴写信给朋友，说该刊第三期已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可惜，没多久她就被清军逮捕遭杀害。《中国女报》虽仅出版两期，却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绍兴走街过巷，从轩亭口、大通学堂直到和畅堂，一路追踪、寻觅秋瑾的遗迹。当街而立的秋瑾烈士纪念碑，学堂中秋瑾开枪拒捕的图画，故居小屋里焚烧秘密文件的说明，在加固着秋瑾作为革命先烈留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那是真实的秋瑾，只是并不完全。

    15年后，我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考察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进而追索秋瑾思想演进的历程。我从尘封的旧报刊中发覆拾遗，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体味辨析，与秋瑾的作品相互比照，先前被革命光影笼罩的单色的秋瑾人生，在我的眼里于是变得丰富多彩。其人于可敬之外，又多了一份可亲。

    女诗人抓住新机遇

    读秋瑾湖南家居时期的诗词，伤春惜花、思亲怀友的传统闺怨主题一再呈现。秋瑾为此赢得的“女才子”之名，也使我很难将那时的她与古代的才媛淑女区别开来。我认定，假如秋瑾始终闭居湘潭，她很可能只是一位被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普通家庭主妇，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有诗文传世的才女，一如宋代的李清照与朱淑真。

    幸而1902年，秋瑾有机会随丈夫北上京华。此时“天子脚下”的北京虽仍为清王朝政治统治的中心，无孔不入的新思潮却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新环境所提供的契机改塑了秋瑾的人生，或者可以说，敏感的女诗人及时抓住了新机遇。秋瑾获读新书新报，结识新学之士，原先受压抑潜藏的渴望与个性，迅速被激活并得到放大。如鱼得水的秋瑾在北京新学界的脱颖而出，已是指日可待。

    于是，在1904年2月1日的天津《大公报》上，我读到了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秋瑾事迹的报道。那则《创设女学》的通讯，提及一所即将在北京南城绳匠胡同（今名菜市口胡同）开办的女学堂，已“延浙江秋女士为教习”。记者兴奋的是“北京女学此为权舆”，我感兴趣的却是秋瑾的女教习身份。

    1904年2月，京城的知识女性结成了一个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为宗旨的小团体，取名为“中国妇女启明社”。那应该是近代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妇女社团。秋瑾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京师大学堂日本人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应邀作为该社的名誉社员，在定期的聚会中“演说普通女学”。她记述的秋瑾形象，也与我们熟悉的那个身穿和服、手持短刀的革命标准照迥异：

    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回忆秋瑾女士》）。现有一张笑容可掬的秋瑾照片可为证明。而在秋瑾所有存世的遗像中，这张留影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与旧我决裂

    从北京时期的喜穿男式西装，到就义时仍身着玄色纱长衫，男装已先入为主地成为秋瑾在国内与世人相见、最具性格特征的常服。而我从中读出的是秋瑾对传统“男尊女卑”社会定位的抗争，以及与旧我决裂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其《满江红》词中语，“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已将这一心事吐露无遗。

    令我关注的还有秋瑾的“行”。一反北方官绅女眷乘车的垂帘深坐，此时穿行街市的秋瑾，乃是“首髻而足靴，青布之袍，略无脂粉，雇乘街车，跨车辕坐，与车夫并，手一卷书”，令世人惊怪。世交陶在东谓之“名士派”（《秋瑾遗闻》），我更愿意相信，那是秋瑾蔑视礼教大防的有意“犯规”。

    创办《中国女报》

    秋瑾赴日留学的目的，最初见诸报端，亦称说其因“未经身亲文明教育”，不敢冒昧担任女学堂教习，“故极意游东瀛，以觇学务”（《女士壮志》，1904年3月1日《大公报》）。则小而言之，此行是为个人取得办好女学堂的合格资历；大而言之，研究日本女子教育、为中国女学取法也在意中。

    那以后秋瑾走向革命的经历，人们已耳熟能详。不过，于策划起义之外，秋瑾另一面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归国之初的执教浙江湖州浔溪女学，远赴爪哇兴办女子教育的计议，均坚持了其此前推进女学以谋求女权的理想。创刊于1907年1月14日的《中国女报》，明白宣布的宗旨，也首标“开通风气，提倡女学”（《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第二期刊登的秋瑾自撰词曲的《勉女权》，更高唱：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按：即法国的圣女贞德）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旧。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除“恢复江山”与“奴隶根除”隐约透出民族革命的意味，全首歌唱的主旋律，仍在实行女学、振兴女权。因此，如果将秋瑾的人生经历概括为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我想补充的一点是，二者乃相辅相成，而决非舍此取彼。

    我还应该坦白地承认，如此阅读与理解秋瑾，自然是因为多了一重女性主义的眼光。正如秋瑾思想的变迁可以作为测试晚清思潮风云变幻的晴雨表，我们原无法自外于时代。

    堪为巾帼英雄

    回到晚清，对秋瑾之死意义的争论，也许早已超越了当初特殊的语境，延续成为一个世纪的话题。

    1907年，国内舆论界为了抗议清朝官方的残暴专制，异口同声地认定，秋瑾所倡之“革命”，乃是“男女革命”、“家庭革命”，而绝非“种族革命”；秋瑾的社会身份只是新学堂女教习，而绝非起事暴动的革命党。据此，秋瑾遭虐杀便成为十足的“冤案”。小说、戏曲之以《六月霜》为题演述秋瑾故事，更将这层意思发挥到极致，作者取譬的对象，明显是关汉卿笔下那位冤屈而死的弱女子窦娥。如此言说虽不免走样，明眼人却不难看出其用心良苦。秋瑾之死也因此在关乎学界前途与女界未来的意义层面上，得到极力张扬。

    远在海外的革命同志无所顾忌，当然可以直言不讳地表彰，“（秋）瑾之素志，惟在革命”，并特别强调“其所昌革命，则种族革命也，不得以男女革命相饰”。论述秋瑾赴死的意义，也正是“所谓求仁得仁”，“复因一人之死，以激发数千百人之革命”，其作用岂不伟哉！诸人以革命先烈推崇秋瑾，乃是以革命为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神圣事业。故国内报刊的曲意辩护，落在急于伸张革命之道的同志眼中，便被指为“以非革命诬（秋）瑾，乃瑾之大冤”。他们生怕秋瑾之“革命事迹”遂“将湮没不传”，极而言之，则国内的回护适成“秋瑾之奇冤”（志达《秋瑾死后之冤》）。

    辛亥革命以后，尘埃落定，孙中山一幅“巾帼英雄”的题词，使“秋瑾革命传”（借用秋女灿芝所著“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之名）成为大半个世纪论述的主线；秋瑾之为女界先进的光荣不免一时黯淡，这倒为今日的重新发现留下余地。

    其实，在我看来，对于秋瑾最合适的称呼与概括，还是那个创造于晚清却未能通行的“新名词”??英雌。那也是秋瑾在影写心事的弹词《精卫石》中所用的称谓。一批负有“扫尽胡氛”、“男女平权”两大重任的女界先知降临人间，而叙述这节缘起的回目，正题作“觉天炯炯英雌齐下白云乡”。

    注释：英雌：创造于1903年至1904年间的新名词，是相对英雄一词而言的。英雄多指男性，创造此词是为形容女性。秋瑾在她的弹词《精卫石》中用了这个词。

来源:秋瑾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