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1.69亿，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2014年，全国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每7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每5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

　　“劳我以少壮，息我以衰老”。让老人安然养老，是政府应尽的责任。然而，在现有国情下，如何满足这个庞大群体的医疗、生活、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重大社会问题。——编者

　　一边是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不高，一边是许多老人找不到地方养老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赵奶奶今年87岁，最近想找一家养老院住。她的要求不高：院址离家不远，便于回家取东西；住所最好是平房，便于出来晒太阳；饭菜可口些，最好能自选。

　　“这些条件不是不高，而是很高。”老人的儿女们奔波数日后发现，“家门口的养老院”普遍规模小、条件差，且一床难求，而居住环境好的养老院都地处近郊或远郊区县。

　　“一方面许多老人找不到地方养老，一方面养老机构的入住率并不理想。”北京市民政局福利处调研员魏小彪介绍，京、沪等大城市的养老床位，40%分布在城区，60%在郊县，城区供不应求，郊县四成空置。

　　“从硬件环境上讲，城区养老院不及郊区。”魏小彪说，城区公立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与私立的养老院都有，规模从几十张到几百张床位不等，居住条件、生活质量大多较差，公立养老院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不高，人满为患。高档的养老院通常选址在风景美、空气好的郊区，但入住率低。

　　时下，一股建造高档养老机构的风潮悄然兴起，这些养老院或依山傍水，或有温室园林，装修设计堪比高星级酒店，入住率却不足60％，多数维持运行，有的收不抵支，靠政府补贴。

　　浙江省民政厅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萧山、绍兴、余姚等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建的公办敬老院，每张床位造价达5万—9万元，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7万元，政府每年给每张床位的补贴就要二三万元。北京市老年社区（汇晨老年公寓）是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的一项惠民工程，低密度、花园式的环境，房间空置四成多。天津国际老龄村，收费每月1500—3000元，开业2年多，只入住6位老人。天津泰达国际养老院，每月收费2300元，开业几年后，入住率才由两成提高到五成。   

　　老人更看重情感赡养和疾病护理，而养老机构没有真正抓住老年人需求   

　　“事实上，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很大。”中国社科院老龄科研所特约研究员伊密说。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达1.69亿，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也就是说，中国1000名老人中，只有15人拥有养老床位，而发达国家是70人。

　　“如今的养老机构建设，没有真正抓住老年人需求。”伊密认为，养老院床位空置，原因有四：

　　一是布局与需求脱节。中国老人的根本需求不是向往宾馆的星级服务，而是享受儿孙绕膝，有老伙伴、老邻居聊天的快乐，多数老人入住养老院是迫于健康问题。“家门口的养老院”方便儿女探望和亲友往来，因此备受青睐。以前老龄化问题不突出时，城区养老院建得少，条件较简陋。现在受土地限制，新建的养老院多在风景宜人的郊区，但是城区老人不愿意去一个与亲情、天伦之乐相距遥远的环境里“隐居”。北京60％的老年人居住在城区，但60％的养老床位分布在郊区，这种偏差导致郊区养老床位大量闲置。

　　二是目标人群定位过窄，过分追求硬件的豪华化。许多高档养老院的投资方不熟悉养老专业，目标人群定位于那些高收入、比较健康、养老观念前卫、子女开明的老年群体。实际上，这部分人群并不多，大家都想分这块蛋糕，难免出现床位落空的现象。目前国人的养老需求尚处于较低层次，对于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来说，身体健康和精神充实是最重要的，豪华的硬件设施只是摆设，浪费投资。

　　三是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眼下，养老机构规模小，很难形成规模效益，价格普遍较高，健康老人每月收费1500元左右，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费2000—3000元，超出多数城市老人1000—1500元的退休收入。服务更是所有养老院的“软肋”。因为收入低、压力大、工作脏、社会地位低，稍有条件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护理老人的行当。能够承受这种工作的人素质偏低，大多护理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四是老人感到不自由。养老院里的集体生活减少了老人的独立性，比如作息时间相对固定，房间布置都是一个模式，老人缺乏隐私空间。

　　“高档养老院真正做得好的很少。”伊密说，国内的老年公寓贵在硬件，走廊扶手全是不锈钢材料，老年人手干，扶着打滑，冬天还感觉冰冷。健身房里，运动员用的贵重专业健身器材，老人无力消受。类似的东西，既浪费资源又不实用。而国外养老院更看重软件，例如，走廊扶手都是塑料材质，形状扁平，带有凹槽，老人握得结实，桌椅也是塑料的，许多老人房间有自己养的花，墙上挂着家人合影，环境简朴、整洁、温馨。相比之下，国内养老院更该修炼“内功”。

　　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   

　　北京市老龄办曾做过一个大规模抽样调查，其中问到选择什么方式养老时，老年人的回答是，第一不给子女添负担，第二给子女减轻负担，6％的老人表示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去住养老院。

　　“根据20多年工作经验，我认为真正能够下决心并住到养老院的老人，可能只有1％。” 伊密坦言，不少人认为社会化养老就是去养老院。到那儿后，老人们可以丢掉家务烦劳，一起吃，一块玩，活似一座乐园。事实上，在笃信“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没有人愿意住进度假村式的养老机构——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一些发达国家学者来华交流时，不断提示我们制定养老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老年人的特点和国情，少走西方国家起初大建养老院而今又回归家庭、回归社区的弯路。”伊密强调，完善社区服务，兴建托老所、日间照料中心等为老服务设施，使老年人不离开家也能得到全方位照顾，当是中国社会化养老的主要方向和出路。目前，北京市规定，居住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新建小区要建托老所。

　　“对于需要长期医疗帮助、想进养老院的失能老人，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评估标准，只有经济困难家庭的老人才能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伊密指出，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兜底”，补贴养老的钱应该优先用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且补贴应该分级。但现在情况是，一些有钱、有关系的人更易住进公办养老院，造成社会二次分配的不公。

　　伊密主张，公办养老院要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接收健康老人，只收住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公益性养老机构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辅以社会资助和民间资本投入，实行低价有偿服务；营利性养老机构就走市场化路子，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动员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为高端老年群体提供服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闫青春说，养老虽然是一种社会福利性事业，但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包办。对于民间资本举办养老机构，政府应给予更多鼓励和扶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李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