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江苏姑娘张婧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在家“待业”两年了。她毕业于河北一所民办大学的德语专业。德语只会简单的听说，英语国家四级没有通过，其他专业一无所长。她曾在北京短暂逗留，想寻得一份工作，但最终失望而归，只好每日闷在家中。

　　在关于人口红利的统计数据中，张婧是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被统计在内，是人口红利的增加因素。但现实却是，她长期赋闲在家，从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中的分母变成了分子。

　　张婧的经历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由于教育等方面政策的不足，曾被罩上光环的人口红利或将成为未来巨大的人口负债。而在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之际，如何从数量巨大的人口中挖掘收益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即将结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

　　3月23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GMO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红色警报》的研究报告，阐述了中国经济存在的泡沫和可能的巨大危机。

　　文中谈及人口时这样论述：“中国的人口到2015年将会下降。同时劳动力数目也会见顶。新增的劳动力也会快速下降。”

　　由于对劳动力数量的关注，近年人口红利这个术语在中国成为一个普及率超高的热词。媒体、学者乃至民众都在热议：人口红利枯竭带给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将如何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

　　人口红利期是根据总抚养比计算出来的。一般认为，当非劳动年龄人口（0~14岁的少儿与65岁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低于50%的时候，一个社会进入人口红利窗口期。在此期间，同等政策条件之下，同量投资可以带来更大收益。而当总抚养比高于60%的时候，则进入人口负债期。

　　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何时结束，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搜集，目前至少有从2012年到2030年五个版本：2012年，夏威夷大学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的观点； 2013年，由招商证券等研究机构提出；2015年，国内知名人口专家、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这是目前较被认可的一个版本；2020年，较多人口学家认可，偶被官方采纳，如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2030年，由于这一时间点的计算基于1.8的生育率，而目前人口学者普遍认同中国生育率远不到1.8，因此这一观点基本被否认。

　　综合各方研究成果，一个结论可以清晰得出，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告别人口红利。

　　这听起来有些盛世危言的味道。但事实已无法回避。东南沿海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尽管许多学者认为此轮民工荒是暂时性的、区域性的。但无可否认，廉价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年代已经远离了中国。

　　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进入第一个人口红利期，也从此开始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快跑。根据蔡昉的测算，人口红利在此期间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27%。

　　人口经济学专家认为，这个比例并不算高。根据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各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作出的GDP贡献比例高达33%至50%。

　　而对于过去四十年中国在挖掘人口红利方面的政策，不少人口经济学者及机构表示，总体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人口红利期只是一个机会窗口期，如果政策不到位，常常可能是只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专家姜全保直言，中国这一时期的政策并没有充分挖掘人口红利。他分析，中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半失业状态）的存在是一种浪费。人口红利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打了折扣。

　　同时，劳动力素质整体水平低下使得中国很长一段时期只能靠加工廉价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并大量出口世界。人力资本的不足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较好发挥。

　　另外一个让姜全保感到痛心的事实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人口红利，而中国老百姓却享受不到实物财富。

　　目前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而中国分配率却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与GDP之比仅有11.11%。

　　“中国经济和百姓没有充分享受到人口红利的好处，却必将面临人口亏损的现实，比如，那些廉价出卖劳动力的农民工逐步步入晚年，他们如何养老？”姜全保发问道。

　　更大的金矿？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张茉楠认为，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从这个意义说，人口红利期的终点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

　　如何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枯竭之后寻找到有力的替代引擎？一些学者提出了“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观点。

　　梅森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与经济学教授罗纳德·李（Ronald Lee）合作于2006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Finacial &Development 上发表《两次人口红利》一文，对第二次人口红利问题做了清晰的阐述。

　　他们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发生，二者有可能重合。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两个特点：不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有清晰的起始点，如果政策到位，它可能是无限期的；对于有效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它的红利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梅森的调研结果发现，在每一个经济体中，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贡献率都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

　　在梅森和罗纳德·李看来，一个社会能够获得多少第二次人口红利，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更好地支持老人。

　　“在当前和未来10~20年，想办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已开始经历迅速的老龄化。” 梅森表示。

　　蔡昉是国内人口学者中态度鲜明支持“第二次人口红利论”的一位。他认为，在老龄化初级阶段，政府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升教育水平等有效的政策，可以使中国获得持续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穆光宗则更愿意用“老年人口红利”来代替“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一提法。他表示，中国应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延长老年人口红利的收获期。老年人口红利将成为社会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掘金？

　　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2030年。68岁的老李正开心地与老伴准备出发去印度旅游。身体健康的老夫妻俩有充足精力经营他们投资的宠物店，而比较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令他们无后顾无忧。由于只有一个孩子，他们还在银行存了一笔不小的钱款以备老年的不时之需。

　　这是一个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近乎理想化的想象：老年人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不仅消费、投资，还有较高的储蓄来帮助社会积累资本。

　　而这一场景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中国能否在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之后，通过采取恰当措施，填补好其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漏洞，并系统解决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

　　梅森就中国如何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分配。过去和现在中国在实物资本方面投资过多，而在下一代劳动者的健康、教育方面投资不足。”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从2000年的9.9%增长到16.0%。到本世纪40年代后期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因此，养老保障问题是首要的难题。

　　除了养老保险之外，被众多人口专家反复提及的是教育。尽管对于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尚存争议，但是本报记者采访的六七位国内外人口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必须通过教育的提升来增加劳动力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总体来说，中国教育面临机会公平和教育质量两大问题。专家建议，一方面，应想方设法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让城乡的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则要提高教育的有效性，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7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年，目前这个数字在9.5年左右。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在8年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4年左右。

　　但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丽宾强调，与受教育年限相比，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的提高。

　　“就我们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的年限也并不一定过短。现在的关键是人才素质的提高。如果教育领域只注重盲目数量扩张而不注重素质提高，问题就一直解决不了。”张丽宾表示。

　　姜全保则认为，中国重学历忽视技能的教育已经带来劳动力供应的结构失衡，下一步尤其应注重发展职业教育。

　　无论迫在眉睫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还是意在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第二次人口红利或将成一座蕴藏更加丰富的金矿，只是中国是否有能力挖掘到它，尚在未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王羚 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