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戏应弘扬主流价值观——从电视剧《甄嬛传》说起
 
    编者按

    古装题材电视剧《甄嬛传》自12月6日在北京地区开播以来到12月18日，平均收视率近8%，最高达10.78%，在广州、杭州等地，收视也一路走高，夺得当地电视剧收视冠军。不仅如此，该剧还在观众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网友们纷纷表示:看完该剧再也不想穿越回到古代，那是个吃人的社会，生活在当代是如此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一段时间以来，古装题材的一些影视作品因为戏说历史，内容低俗，备受观众质疑，《甄嬛传》则以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对封建皇权的强烈批判，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为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古装剧市场挽回了声誉。为探讨该类题材在历史观与价值观、艺术属性与娱乐功能之间的关系，为古装戏创作提供借鉴，日前本报文艺部举办了电视剧《甄嬛传》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题材不是决定因素，关键是表现什么、如何呈现，古装剧和其他类型电视剧一样，也应尊重历史、导向正确，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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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不是创作成败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和思想艺术水平。近来，观众对荧屏上一些“古装宫廷剧”提出批评，根本目的不是要取消这类题材，而是要反对这类题材创作中的低俗化倾向。电视剧《甄嬛传》再次证明，古装题材仍然能够传达出强烈的批判精神、仍然能够尽情讴歌“真、善、美”，在传达主流价值观上，它与任何题材类型无异。

    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认为，题材本身有大小之分，但却无好坏之别。无论写重大历史还是写凡人小事，无论写帝王将相还是写嫔妃宫女，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有没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规模宏大的《战争与和平》、精致隽永而深刻的《羊脂球》、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说不完身边琐事的《红楼梦》，都不因题材而决定其成败。《甄嬛传》和其他宫廷剧的区别在于:它无意于表现风流皇帝和俏丽佳人的绯闻艳史，而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面封建帝王生活的腐朽本质，揭示了在罪恶封建制度下人的异化。

    “近来，各方人士对荧屏上‘后宫热’中的一些作品提出批评，根本目的不是要取消这类题材，而是要反对这类题材创作中低俗化倾向和违反创作规律的‘一窝蜂式’的跟风做法。”中国文联原副主席李准说，那些大家批评的后宫戏要么“无视历史真实的基本要求，随意颠覆、编织重要历史人物的整体定位和相互关系”，要么“完全抛开对社会基本矛盾和当时历史主题的揭示，主要用后宫的情感波澜和权谋较量去揭示历史发展”，要么“无批判甚至以玩赏的态度去展示、美化后宫生活中的争风吃醋和权谋”。《甄嬛传》则完全不同于上述三者，它的主要人物都不是简单的欲望符号，而是被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把握。对于宫廷生活题材电视剧，从指导思想上讲，成败关键在于:创作者是用历史来解释后宫加权谋，还是用后宫加权谋来解释历史，是用先进文化感染人还是靠感官刺激加庸俗趣味赚取收视率。

    对此，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的态度是，“我们不能一股脑儿地堕入到题材决定论中，凡是后宫题材的一律加以限制；当然，也不能说题材可以完全无差别，因为同类题材太多以后，整个艺术创作的生态环境就失衡了。”

    仲呈祥认为，同一题材的电视剧，主要看其价值追求。凡是反映积极、健康、严肃的价值取向，追求真善美的电视剧就应该支持；反之，则应坚决反对。面对观众，电视剧的创作者要引领而不是迎合，正如《甄嬛传》的创作者一样，不跟风，不盲从，要于相同的题材中，拍出不同的价值追求，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作家的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这是个不易法则。“《甄嬛传》就是一篇关于人性异化的巨型寓言。它以鸿篇巨制的大体量，最终拉成一幅全景象征——宫廷，它是一种畸形病态的生存结构符号，是腐蚀人性的阴暗地窖；皇权制，则无异于卡夫卡笔下的官僚绞肉机。”中国传媒大学教务处主任张育华教授说，《甄嬛传》这部宫廷戏告诉世人，其实不管你拍什么，关键在于以怎样的价值心性去拍。

    中国视协副秘书长张彦民认为，在当前良莠不齐的古装宫廷戏格局中，《甄嬛传》是上乘之作，这不仅在于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细致入微的细节描绘、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更在于其思想内涵的深度和广度。该剧对于宫廷生活的刻画形神兼备，对封建皇权制度的批判鞭辟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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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历史题材电视剧都是历史的艺术演绎，“实”的“史实文本”制约着“虚”的“艺术文本”，“虚”的“艺术文本”又丰富了“实”的“史实文本”。《甄嬛传》以严谨的创作态度演绎了一个曲直有致的宫廷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其间流露出对腐朽封建帝制的强烈控诉与批判。

    “把历史做实，让历史戏剧化、戏剧历史化，由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帝王托起这部戏的历史格局，戏核就是以甄嬛为叙事主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分析说，甄嬛虽是一个虚构人物，但她其实就是中国千百年来无数后宫女子的缩影。《甄嬛传》中的“后宫女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之间的风起云涌，其实并不单纯是女人之间的争斗，她们的地位和荣宠，都跟各自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她们的可悲就在于——人人被害而又人人害人。这是落后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李准也认为《甄嬛传》对原小说的改编增加了剧集历史背景的交代，营造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和历史氛围，真实反映出封建皇权制下的选秀制度和六宫制度不但是封建统治者对美丽资源的霸权性占有和垄断，而且是对女性青春的扼杀，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宫廷文化土壤生长不出真正的爱情之树，结束悲剧的办法只有彻底埋葬皇权。

    张育华分析说：“该剧以大气沉着的悲悯情怀，雍容典雅的阴谋杀戮，疯狂惊悚的人性扭曲，超越了是非善恶的二元对立，激起了人性的弹性，写出了人性在极端境遇中可怕的变异，表现出个体命运在一个巨型的历史面前，那种无助、无奈，还有悲惨的抗争。”

    “《甄嬛传》虽然不是严格的历史剧，但是它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之间做出了探索，该剧像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反思作品一样，具有非常强的批判性，而且极具启蒙主义色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道出了他的独特见解。他说，该剧基本上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描绘后宫里的女性，在宫廷争斗中，有的生命殒灭，有的梦想消失，有的人格变异。虽然主人公甄嬛用争斗保护了自己的爱情，保护了自己的地位和孩子，也得到了无比尊荣，但她失去了一个人想要得到的基本快乐和独立意志。所以，这部电视剧跟大多数的后宫戏非常不一样，不是把宫廷当成一个桃花源，而是将其看成一个巨大的牢狱，最后甄嬛的命运被这个牢狱捆绑，束缚在一种变异的文化状态当中。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玉琴。在她看来，面对历史，《甄嬛传》极力将历史与艺术相协调，尊重历史规律，不走游戏戏说路线，注重对内涵的挖掘，显示出创作者对历史的尊重以及把握历史与艺术关系的能力和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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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嬛传》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锤炼，锻造出良好的美学品质。演员细腻的表演、考究的道具布景以及精良的音乐制作等都承载着创作者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透露出厚重的历史感与雅致的文化品位。

    “在故宫中，耸立的高墙使人无法看到外面的山峰，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后期制作中花了很大工夫将出现在镜头中的山全部抹去。”郑晓龙导演说。为了身临其境感受剧中人物所处的空间环境，营造真实的历史场景、历史氛围，开拍前，他多次亲赴故宫，对诸如剧中人物住所到御花园有多远、各宫殿之间的空间关系怎么样等琐碎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考证。

    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成就了《甄嬛传》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品味。尹鸿教授感慨：“作品艺术上所体现出的精致，也反映出其历史态度是严肃的、负责任的，是有价值追求的。”

    刘玉琴注意到一个细节，电视剧按着森严的等级封号为嫔妃及其身边的宫女安排了不同样式的服饰，“这样的细节足以洞见主创人员对史学的认真态度，全剧在展示历史人物特定装容的过程中，将封建社会森严冷酷的等级制度暴露无遗，引起人们对特定时代人类命运的思考。”

    古装戏的语言如何符合历史时代特征一直是困扰创作者的难题。《甄嬛传》语言半文半白，从《红楼梦》的语言中得到不少借鉴。比如“你仔细着”、“你这小蹄子”、“你好生着”、“主雅客来勤”、“登高必跌重”等，读过《红楼梦》的观众看到此处，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丁振海解释道：“因为该剧情景在雍正年间左右，所以这样的语言运用十分得体。”

    曾庆瑞也进一步指出：“该剧在语言上不是简单引用《红楼梦》，而是更深入挖掘《红楼梦》语言韵味的精髓，在很多地方透露出凄婉的色彩，有一种悲剧美的魅力。”

    《甄嬛传》自觉追求文化品位，举凡谈诗论画，操琴吹箫，踏雪赏梅，古典文化气息即扑面而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对《甄嬛传》体现出的文化意蕴十分赞赏：“时代、场景、服饰等自不待言，其中做鞋底的菜玉、做旗袍的蜀锦、做大氅的墨狐皮等一些细节，都是一篇娓娓道来的文章，足以看出主创的文化和知识储备。”而剧中展现的饮食、服饰、医药、器物、礼仪、官制之类都比较考究，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注重无疑增加了该剧的历史厚重感。

    张育华评价说:“该剧给当今的古装宫廷戏注入了一定的美学活力。其音乐极大地洞开了该剧意义的纵深感，尤其是在重头戏上不断出现的无词哼唱，是千古幽怨，是人性泣诉；还有绚烂而又归于平淡的光效等。总之，《甄嬛传》沉稳大方地恪守了电视剧的节奏、景别等话语形态，高扬了电视剧的本体特征，为处于美学发育关键期的中国电视剧提供了不可小觑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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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嬛传》在各个频道播出以后，取得了良好的收视率和口碑，在屏幕上一片“宫廷戏”的乱象中，《甄嬛传》以其深刻的批判意义，为该类题材创作提供了借鉴经验。

    目前，《甄嬛传》在各地面台的收视都非常好。据该剧总制片人曹平介绍，广州电视台日均收视率高达到6.39%，浙江台播出不到两周，收视率达到7.34%，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截止12月18日收视率单集突破10.78%，收视率在各地电视剧类位居第一。不仅如此，该剧也收获了很好的口碑。“看了《甄嬛传》以后再也不想穿越到古代，那是封建吃人的社会，还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好。”看过《甄嬛传》的观众心灵都受到极大触动。

    这部古装戏对现代人心灵的触动正是其现实意义所在。在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看来，“整部《甄嬛传》都表现出现代性”。阎晶明说，《甄嬛传》最大的成功点在于塑造了甄嬛这个人物。剧中的甄嬛被赋予了难得的品质：骨子里不爱权力，崇尚自由，追求真爱，本质善良。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亦是现代人所需要与珍惜的。而甄嬛最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权力靠拢，靠权力维护自己的生存，甚至报复他人。主人公的这份无奈与妥协又广泛存在于当代社会中。正是观众跟主人公有了情感和经历上的共振，才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

    《甄嬛传》这部作品，直指收视压力下电视剧艺术品质和经济效益平衡中的两难问题。北京市文联驻会副主席索谦表示，现在我们处在市场环境里，所有的创作者不仅要考虑电视剧好看不好看，还要考虑能不能有收视率，投资能不能收回来。《甄嬛传》在这样的氛围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品质难能可贵。索谦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电视剧‘扎堆’严重的情况下，《甄嬛传》的成功其实冒了不小的风险。《甄嬛传》的逆势而上反衬出当下电视剧创作环境的不合理。”索谦认为，仅靠事后文艺批评和政策规范，并不能解决电视剧同质化的“扎堆”问题。

    北京晚报文化部副主任吴勇说，观众喜欢是硬道理，观众其实是有审美鉴赏力的，他们能够分辩出什么是有文化追求的作品，他们可能不像专家那样能明确指出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社会意义，但是剧中人物命运让他们牵肠挂肚，看完该剧，他们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这就实现了该剧的现实意义。

    北京广播电视总台副总台长陆莹对此非常认同，她说，“《甄嬛传》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制作，时间耗费几年，在生不逢时的当下，至少从收视情况看，观众是有鉴别力的，他们在对‘宫廷戏’审美疲劳后，仍能够接受这部作品。”

    电视是当下影响力巨大的大众文化传播载体。“过去的历史主要从书上读，今天可以通过电视等媒体进行了解，如何利用现代大众传媒，传播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通过艺术鉴赏的方式，提高民众的历史和文化素养，领悟历史精神，是艺术生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甄嬛传》我们看到了创作者的担当精神，这值得所有文艺工作者学习。”刘玉琴说。

主创心语
郑晓龙：批判精神是我最希望观众读解到的
 
    “如果把皇宫拍得阳光灿烂，让皇帝风流潇洒，后宫佳丽美艳安逸，如果把封妃当嫔作为一件光荣而幸福的事，将宫廷戏全部偶像化，实际上是违背历史、违背人伦，也违背了人性最基本的准则。我希望观众能够通过《甄嬛传》中悲惨的人物命运感受到强烈的批判精神，不再把阴暗吃人的宫廷当作向往的地方，不再被某些宫廷戏误导想穿越回到古代，”问及拍摄《甄嬛传》的初衷，郑晓龙如是答道。

    《甄嬛传》改编自同名热门小说，原著是架空的大周王朝，郑晓龙采用“落地”的做法，将之置换为清朝雍正年间，故事围绕生于官宦之家的甄嬛和好姐妹沈眉庄、安陵容展开，甄嬛因酷似先皇后的容貌与才情而被皇帝宠爱，开始了她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郑晓龙表示之所以安排一个具体的朝代，是为了让故事真实，而这个“真实”，又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定位能解决的，必须在创作上具备严谨的史学态度和正确的历史观，“在拍摄的过程中，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包括行为动作都力求符合朝代特点。”

    《甄嬛传》历时三年之久，不可不谓精雕细琢，写史的用心让其区别于时下很多建构在虚幻的历史背景和戏剧环境下的古装戏，没有了俊朗潇洒、风流多情的皇帝，没有了青春偶像的味道，不再是把浅薄给人看，而是以沉稳古朴的影像风格、大气写实的手法，辅以厚重的历史感，来谱一曲真实的后宫女子跌宕命运的悲歌。郑晓龙表示《甄嬛传》延续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的风格，“我希望这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戏，相对原著，我们做了些改编，我们所要体现的是封建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甄嬛传》并没有简单停留在揭露层面，而是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批判性。正如郑晓龙所说，“古代皇帝不可能是痴情种子，政治制度使然，个人情感又存乎几多！因而现在很多电视剧过度渲染帝王的至情至性，是脱离真实的，是对观众的误导。我拍了一部悲剧，把美毁灭的悲剧，希望观众感受到这其中强烈的批判精神。”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