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呈现“个人的被动命运”
[发布日期：2010-7-12]
“我不愿意呈现一个浮华的上海，我想呈现上海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生离死别，人来人往”
大概在2006年底，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打电话给贾樟柯，说上影厂想借世博会之机让他拍一部有关上海的电影。
“一开始我建议找几个我喜欢的导演一起来拍一个集锦片，但这个计划太庞大了，操作上不现实。”贾樟柯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这部影片由贾樟柯一人来拍，题为《海上传奇》。影片通过18位不同年代和上海有关人士的讲述，呈现一个人来人往、颠沛流离的上海城市底色。
讲述者中既有电影演员韦伟、电影演员潘迪华、作家张心漪这样健在的“老上海”，也有电影导演费穆的女儿费明仪、旧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这些“老上海”的后人，还有全国劳模黄宝妹、画家陈丹青、作家韩寒等在新中国成长的上海人，以及电影导演侯孝贤、电影导演王童等和上海颇有渊源的外地人。
贾樟柯说，他想表现作为个体的很多中国人在近一百多年历史变迁中“被动的个人命运”。
这样一部影片，即将于今年8月初进驻世博园，在中国馆循环播放。
上海的底色
《瞭望》：你记忆中对上海以及上海人的最初印象是什么？
贾樟柯：我最早对上海的印象还是童年的时候，改革开放之初接触到一些东西，洋娃娃饼干桶、大白兔奶糖、女性用的擦脸油、我妈妈每年买的织毛衣的书都是上海的，后来家庭条件好一些之后，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电视机、电风扇都是上海的产品。所以上海对我一个是物质的地方，有洋玩意的地方。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不是唯一物质提供的城市了，上海基本上就淡出了这种记忆。
《瞭望》：通过拍《海上传奇》，你对上海有没有新的认识？
贾樟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颠覆。北方人对上海或者说上海的市民精神、市民习惯有一些误解，至少没有整体上摸到那个城市的大动脉。我拍完《海上传奇》之后，上海对我来说首先是江河湖海汇聚的码头，苏州河、长江还有海洋带来一船一船的人，又带走了一船一船的人，然后离散。颠沛流离是发生在上海城市里最常见又非常激烈的一种命运状态，上海的风花雪月是建立在非常残酷的极端的个人命运上面，就好像电影里面，一个14岁的少年，父亲是中国的政界要员——孙中山的秘书、孙夫人的战友，就被打死了，14岁就失去父亲，然后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无论你是金枝玉叶，还是富豪之家，都被外部的社会变迁牵动得非常被动。
另外，比如说1949年之后对上海的改造是非常剧烈的，那种改造的力度与改造农业背景比较强的城市是不一样的，比如西安、太原、保定，生活方式跟1949年之后倡导的没多大出入，但是上海是一个畸形的国际化都市，曾经好莱坞的电影在那里同步放映，高尔夫球、赛马，所有东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那样成熟，在张心漪女士的回忆里面，30年代她的爱情里是有辆等在下面的出租车的。这样的城市，1949年之后生活方式完全覆灭，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又恢复，其中的变迁、反差，我觉得人在里面的内心感受是剧烈的。我不愿意呈现一个浮华的上海，我想呈现上海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生离死别，人来人往。
重回国际都市的开始
《瞭望》：请你谈谈对世博会的印象，它对上海有什么意义？
贾樟柯：我觉得世博会是使上海重新逐渐回到国际性城市的开始。上海太曲折了，1949年之前它的确是国际性大都市，1949年之后由于西方的封锁，上海变成全国性大城市，它的轻工产品影响全国，它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科技、文化的中心城市。但改革开放之后，它有很大的衰落，因为它不是最先开放的城市。最要命的是，文化上远远无法跟1949年之前匹敌，1949年之前很多大师和文艺青年都挤在上海，上海是平衡的，既是金融、工业，又是文化的重镇，但是现在那种比重就失衡了，而且所谓恢复到国际金融中心或者货运中心还在建设过程中。我觉得整个世博会应该是恢复上海过去城市地位的一个开始而已，因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就像纽约，除了有华尔街，还有百老汇，有独立艺术，有伍迪·艾伦、马丁·斯科塞斯。上海在这方面充满了野心和力度，世博会是它的一个宣言，一个开始。
《瞭望》：这部电影开始叫“上海传奇”，后来改叫“海上传奇”，为什么要改名？
贾樟柯：影片拍完之后，我觉得直接用“上海”可能很难囊括这个电影。电影里的确是讲关于上海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串起来又实在是整个现代中国的缩影。“海上”有更多的包容性、开放性。另外这个城市很多老的弄堂都没有了，能够保持记忆的就是苏州河、长江跟大海，因为这些东西拆不了，搬不走，还在奔腾，所以把海放在前面有这样一种情绪在里面。
《瞭望》：《海上传奇》跟你之前所有的片子都不一样，更多地投向了与大社会与大历史相勾连的传奇人物。
贾樟柯：之前所有的片子都是所谓普通人，因为那些是我过去生活的环境，感情牵挂最多的人群，我最了解，最熟悉。但是这个片子非常强调历史中人的细节，兴趣点在于这些历史的参与者或者他们的家人，怎么看这个历史，这是一个普通人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说国民党的溃败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溃败的，王童就会告诉你，他就是国民党将军的儿子，他有四兄妹是被绑着上船的，怕丢，一下子你就知道离散的本质和痛苦。
历史变迁中的个人命运
《瞭望》：你在《海上传奇》中想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仅仅是让人们了解历史吗？
贾樟柯：最核心的一个想法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里很被动，个人的生活被政治、战争、灾难影响得过多、太大，我是想呈现进而改变这种命运。
《瞭望》：你说过这个片子有一些悬疑和迷幻的色彩，像一个历史的悬疑片，怎么理解？悬疑和迷幻是怎么体现的？
贾樟柯：主要体现在结构上。这个电影最大的作用是呈现历史细节和历史情境里人的感情，这个感情我希望不是一个或者两个中心人物完成的。因为被历史影响的是一群人，人物命运之间有一种互文和呼应关系，比如说黄宝妹跟上官云珠，一个是浮一个是沉；甚至导演侯孝贤跟作家张心漪也有互文关系，侯孝贤讲的是宗法社会，男人没有恋爱；张心漪讲的是上世纪30年代已有自由恋爱。当然还有一种悬疑，就是在熟悉的历史事件中，其实存在我们不熟悉的历史具体的细节。
《瞭望》新闻周刊 白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