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太上皇帝”白玉圆玺

　　花园一角（中国画）林风眠

 　　不久前，为期6天的香港苏富比2010年春季拍卖会欣然落幕，估价13亿港元的2400多件文物与艺术品最终成交近20亿港元，创造了香港苏富比最高季成交纪录，也打破了一些单项拍卖世界纪录。

　　坐在香港会展中心的拍卖场中，听着或重或轻的拍卖棰声，记着或高或低的成交纪录，看着或颦或笑的各方人士，想着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

　　真的是风景这边独好？

　　在世界、特别是大小发达国家饱受金融危机恐吓与折磨之时，中国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应对有方而有惊无险，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因此不衰反荣，这也包括境外涉及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在伦敦，在纽约，在那些关于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拍卖场中叱咤风云的，前些年已经由欧美人士转换成了亚洲人士，这两年，又由亚洲人士转换成了中国大陆人士。听说，前不久，有大陆人士拿下了纽约某场中国玉器拍卖中的一半拍品。欧洲的旧货跳蚤市场上也有不少大陆人士在那儿淘换，在那儿捡漏，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拍卖中的回流物已经主要不是由海外人士提供，而是由自己人大包小包从海外运回来的。

　　就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真的是风景这边独好！3月中下旬，有风向标之称的中国嘉德四季第二十一期拍卖会如期开棰，成交总额达2.62亿元，其中中国书画、瓷器工艺品以及古籍善本3个门类均创出历史新高，个别专场成交率更是接近100%。

　　如果说嘉德四季第二十一期拍卖会为2010年的春季拍卖强势开场，是春寒料峭时的报春花，那么，香港苏富比2010年春季拍卖会则似是那于干裂枝头盛妆而出的玉兰花了——

　　印尼艺术家李曼峰油画《峇厘民采》以2530万港元成交，刷新了东南亚艺术品拍卖世界纪录；清乾隆“太上皇帝”白玉圆玺（见上图）以9586万港元成交，刷新白玉拍卖与玉玺拍卖两项世界纪录；御制东珠朝珠以6786万港元成交，刷新御制珠宝拍卖世界纪录；清乾隆铜胎画珐琅“富贵万寿”图三层提匣以2754万港元成交，刷新北京珐琅器拍卖世界纪录；清乾隆御制竹黄“九如灵芝”图如意以1578万港元成交，刷新竹雕拍卖世界纪录；其中国书画、名贵腕表、中国瓷器及工艺品、珠宝及翡翠首饰等专场均创造了香港苏富比同类拍卖专场的最高纪录。同时引起人们热议的则是：估价甚高的《张宗宪珍藏中国近代书画（第三部分）》最终获得比估价下限高、比上限低的1.13亿港元成交，不仅重申了“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商业古训，也证明：收藏家的个性也是生产力。被人高调质疑的由原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题签旧藏的董其昌、王铎书法与恽寿平绘画多以高价成交，再次说明了艺术品鉴定的艰巨性。刘野、蔡国强、岳敏君、曾梵志作品均以千万港元成交，虽然不能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止跌企稳，但也可以说明：中国当代艺术要稳定收藏家的军心，或者说要获得长远的未来，当代艺术家还得潜心创作，拿出力作，只有力作才具有绵久的市场号召力。

　　春暖还寒时候如何将息？

　　应该说眼前是春光一片，看不到乍暖还寒的迹象，但是，香港苏富比2010年春季拍卖会中的一些情况，虽然没有“近忧”之虞，却有“远虑”之需。一些收藏家所体现的观念与素质方面的缺陷，确有弥补的必要。否则，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真的出现“还寒”，有些人、有些方面恐怕就难以“将息”了。

　　因为惧怕赝品，收藏者对于文物与艺术品真实性的追求到了偏执的程度。这表现在拍卖中，就有人对于来源可靠的物品大举追高，无视成本，无视物品本身的内涵分量——文物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等，这样，一些名家大师的一般性作品竟以天价成交。一件张大千的小品，因为来源其亲属，既不是他的代表作，且幅不及尺，最后以240多万港元成交。来自江兆申珍藏张大千晚年重要作品《阔浦遥山》虽然成交价高达2194万港元，其每平方尺价格却是约177万港元，远不及前者的每平方尺410万港元。未来，这天价小品如何出手，一定是一件让人挠头的事。市场中有云：最大的风险是买了赝品。甚而至于：只要东西对，就没有风险。这只是表达了对于赝品的恐惧，其实，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风险有许多的来源，也有许多的层次，除了“最大的风险”外，还有次风险，譬如说地价物品的天价成交、劣质物品的优价成交等投入产出的严重失衡，物品断代的以旧仿代古器、一般性作品的学术高拔等质量评估的严重失误等。我们可以说，买假是收藏的第一道风险，而其它风险如果不加规避，也可以使收藏事业半途而废。此类事件，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发生在文物与工艺品领域的这类现象主要体现在对于皇家物品的痴迷。近几年，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中最为显赫的一张牌便是“皇家贵胄”。拍卖公司打这张王牌，中介经纪也打这张王牌，收藏机构与人士也是十分信赖，完全到了迷信的程度。在香港苏富比的这次春拍中，1815号拍品“乾隆帝御宝题诗白玉圆玺”是2007年秋拍中出现过的，当时的成交价为4624万港元，这次的成交价是9586万港元，两年半时间，价格翻了一番多，这不奇怪，也可能，再过两年半，其价格还会上涨，因为中西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价格还有较大差距。但是，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件文物对于总部不在中国境内的香港苏富比公司而言，只是他们中介的一件拍卖品，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却是一件“战争掠夺物”。香港苏富比2010年春季拍卖会的1814号品“乾隆帝御宝交龙纽白玉玺——四海有民皆视子，一年无日不看书”也是这样一件赃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放弃对于这类文物与艺术品的正当追索权。香港苏富比公司2007年秋季拍卖图录中关于这件文物来源的介绍是：“北京寿皇殿、1900年法国将领de Gerceyg于1900年掠至法国”。这次投拍时，香港苏富比公司相关图录中提供的来源是“香港苏富比2007年10月9日、编号1301”。他们汲取了别的公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教训，但他们也不愿意得罪客户，更不愿意放弃可能产生的高额利润。但是，这次举牌竞投获得这件文物的收藏家便承担着道义上的压力与经济上的风险。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埃及等国政府通过国际组织，修改了多年前由强势国家制定的包含有“五十年追索期”的不合理条约，像这件文物一类的“战争掠夺物”当无条件地归还其所有国。因此，理智的收藏家应该充分了解拍卖公司提供拍卖标的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国际条约与国家法律，切莫毫无防备地接手一只烫手的山芋，也不可心存侥幸地打一次擦边球，要知道，收藏与投资之间没有可以绝然分开的一道鸿沟，而收藏是一项千秋之业，是需要参与者每时每刻认真“将息”的。

　　的确是风景这边独好，只是景来了，风也来了，但愿所有的收藏者既赏春光，又自珍重。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