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暑气溽热，外出行走不常，只得“龟缩”家中翻阅旧书。忽然睹得书橱中有金启华先生领衔“十三校”（南京大学、南京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徐州师院、杭州大学、浙江师院、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安庆师院、江西师院、南充师院、吉林大学）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十三校《作品选》”），拿在手中，摩挲半日，不由得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末了，经不住一声喃喃自语：人在历史面前何等渺小？然而只要你一生能够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历史就会牢记你。遥想当年参加编辑出版这部“十三校《作品选》”，真可用上一句俗话：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这部“十三校《作品选》”，初版于1978年，上下两册；再版于1982年，上中下三册。

　　初版的1978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头？“文革”刚刚结束，两个“凡是”还在盛行，一切“左”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思想界仍然处于一片迷茫和混乱之中。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我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已具“右倾”危险，若再在书中表现什么“异端”思想更属“大逆不道”了！可是，当时出版社的领导、参加选编此书的“十三校”的老师们不仅敢想敢做了，而且被历史证明做得很成功。现在想一想，在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这需要决策者、实践者何等的魄力与识见啊！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选，从来都是选编者政治意识、文艺思想、文学史观的集中体现。从孔子删选《诗经》到萧统主编《昭明文选》，再到姚鼐纂辑《古文辞类纂》，莫不如此。1978年初版的“十三校《作品选》”，从选文到体例的安排，也反映了以金启华先生为首的众多选编者的文学理念，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否定以法家人物为主线和民间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观。这样一种选编思想和思路，今天看来似乎不值一谈，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是思想解放的最直接实践，当然也是尊重历史的最重要体现。比如上册选文涵盖从先秦到唐五代时期，其中先秦诸子就融合了各家学派的文章，有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人的诸多作品，而不仅仅选编荀子、韩非子和李斯这类法家人物的代表作；两汉文学中，不仅有乐府民歌、《史》《汉》名篇、古诗十九首，还选编了枚乘的《七发》等赋体作品，宫廷文学也占一席之地。魏晋六朝至唐五代的诗文，也包容了各种流派、各种风格，而非仅仅突出法家或以表现民生民本为题材的文学，做到李白（法家）与杜甫（儒家）并重、柳宗元（法家）和韩愈（儒家）共存，刘禹锡（法家）与白居易（儒家）对等；同时既选了皮日休的《橡媪叹》、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也选了山水诗、田园诗和李煜的《虞美人》等等，不一而足。

　　到了1982年的再版本，此时“左”的禁锢已有突破，思想的樊篱将行解体，对照初版作品选，选文与体例安排更见出选编者文学史观方面的真知灼见。为节省篇幅，我仅举一例，以见其情：

　　在上册先秦至南北朝的选文中，赋体文学的较大数量的增选是一大特色，也最可洞见选家的识力。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还是在所谓马列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建国以来的学术界对作为“一代之胜”的汉赋或作为宫廷文学的代表赋体文学，基本上都取否定态度。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文学史著作和作品选的编写，往往“一带而过”，大有讳莫如深、避之不及之窘态。可是在新版的作品选中，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魔障”几乎一点影子也不存在，它充分说明此书的选编者们完全走在了文学思想解放的前头。比如在两汉部分，新版作品选不仅保留了原版的《七发》，还增选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这样，两汉一代的赋体全貌就基本上反映出来了。与1978年初版相比，1982年新版汉赋由原来的仅占“一席之地”变成了大体反映“一代之胜”的历史真实，骚体赋、抒情小赋、散体四言大赋应有皆有。两汉而外，其前的楚国文学，新版作品选不仅选收传统篇目屈原的《离骚》等，还增加了宋玉的作品，这便完整地反映出文学史上“屈宋”并称的事实。更有意义的是，宋玉的作品没有选一般选本皆有的表现封建士子自哀自怜的《九辨》，而是选了他的《风赋》，也可看出选编者的独特眼光———如此正体现出“赋”作为一种宫廷文人作品的特色。其后的魏晋六朝，作品选增选了曹植的《洛神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等，这样，作为文学史上一种历史绵延最久、文体特征最鲜明的代表———“赋”，就完全地呈现给读者了。

　　除此而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破除了极端的“法家观”、狭隘的“人民性”，但是1982年的再版本并未因此而对法家诗文著作和民间文学作品“一笔勾销”，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作了适当调整。比如荀子保留了初版的《劝学》，删去了《天论》；“《史记》”调整为“司马迁”，选文则保留了《项羽本纪》、《廉颇廉相如列传》，删除了《陈涉世家》、《李将军列传》、《西门豹治邺》，增补了《留侯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报任少卿书》等；柳宗元保留了初版的《捕蛇者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删去了《三戒并序》、《敌戒》，补充了《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江雪》、《段太尉逸事状》等。其他所谓法家人物的诗文或民间文学诸如六朝民歌、民间传说等，都有较多增删、调整。总而言之，根据选编宗旨“选录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各个时期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同时也选录一定数量在文学史上有影响、代表某种流派和风格的作品”，再版本将初版本中不当的内容修正了，不足的部分完善了。这样，一方面体现了选编者的辩证思维，另一方面也更加尊重了历史的真实，展示了文学多元发展而非一家独鸣的“全景”。

　　无论是1978年的初版本还是1982年的再版本，“十三校《作品选》”在当时都曾大受欢迎、风靡一时，销售量累计达到百万套之多。记得当年通行全国的作品选有两种：一为朱东润先生文革前主编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六巨册，繁体版，选文多，注释简，适合于有一定古代文学基础的人使用，甚至可为研究者提供常备之资料；一为金启华先生领衔主编的“十三校《作品选》”，比较朱著，因为选文少而精，注释浅而近，更是备受莘莘学子喜爱。从1978年到1982年及其后的若干年，凡是入学“十三校”的文科学生，无不读过、用过此书。“十三校”而外，受其影响，各自所在省区那些因为改革招生制度、通过考试入学的大学生，以及在此期间就读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和各类成人自学考试的文科学生，也都相当普遍地阅读和使用过“十三校《作品选》”。据我所知，今日多少成功人士，无论身处何种岗位，提到当年学习使用的“十三校《作品选》”，莫不对其记忆犹新、甚或抱有深厚情感！谈论贡献，离不开历史现实与进程。“十三校《作品选》”虽然现今看来还有许多不足和遗憾，但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和骄傲。其沾溉一代学子、泽及后世之功，无论如何也是否认不了的事实。目今学术界可谓百花齐放，各类作品选琳琅满目，然而给人的感觉似乎又是五花八门，千篇一律。有比较、有鉴别才有判断。若论历史成就与贡献，“十三校《作品选》”与其比之，不管是思想意义抑或是实用价值，尤见贵且重之，故而它在学术界几乎成了一个固定的“历史名词”。

　　“十三校《作品选》”的选编出版至今已经30年了。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真的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人生历史却有如“长河”，当年的合作者不少人该至耄耋之年了。我一有机会就打听他们的现状，因久疏联系，好多已经人如黄鹤，杳无音信。现在，为了尊重历史，牢记他们的特殊功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他们的名字郑重记录如下：主编金启华，副主编王立兴、孔镜清、朱一清、郑云波、张永鑫、钟陵、浦经洲、徐凌云；参加增订本编委工作的还有陈耀东、周子瑜、唐满先、黄进德、萧善因；责任编辑缪咏禾、孙猛，笔者忝居其末。

来源:中华读书报  徐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