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虽然名扬四海，但直到这次央视纪录频道开播，9亿中国观众才第一次看到。

   央视纪录频道的开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一个真实的、丰厚的、当下的、视角乃至价值多元的中国？

    “纪录频道开播第一周，累计观众规模超过5000万。”这一数字足以令人感到振奋。
　　而此前，知名媒体人“土摩托”则在微博上公开表示，在看了BBC和央视去年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美丽中国》(Wild China)后，他决定向BBC纪录片摄制组申请免费打工。说来也有趣，《美丽中国》虽然名扬四海，但直到这次央视纪录频道开播，9亿中国观众才第一次看到。

央视的大旗

　　这是一个酝酿了5年多的大动作。
　　2011年1月1日北京时间早8点整，CCTV-9纪录频道正式开播。这是中国第一个面向全国卫星播出的国家级纪录片频道，也是中国第一个面向全球卫星覆盖的专业化纪录片频道。
　　24小时全天候轮播，国内版覆盖人群达到9亿，还在多个国家落地，每晚8点起首播4小时纪录片，其中21%时段播出的节目购买自Discovery和国家地理频道等国际著名的纪录片同行。从最早传出的每年6亿人民币投入，到现在透露的3.5亿人民币投入(不包括各地频道落户费)，虽然有所缩水，但依然能让国内其他纪录片频道的同行说一句“够可以了”。
　　央视扯起这面大旗，让不少业内人士喜忧参半。“过去纪录片都是见缝插针的游方和尚，现在总算是有个庙了，有几个菩萨和一堆念经的和尚，可以吸引感兴趣的香客。”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刘景錡打了个风趣的比方。但他同时也担忧：“就怕央视带来的不是整个纪录片市场的繁荣，而是一花独放。
　　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吕新雨提出的是更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平衡对外与对内的关系，这很难把握。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不可能太复杂，这导致对外时纪录片会更简单。”在吕新雨看来，央视纪录片的传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贯是关注社会、人文和人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但从历史和人文传承角度来看，纪录片更多的功能是对内而非对外。如果只关注国家形象建构本身，只拍歌舞升平，对当代中国社会关注不够，削弱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那纪录片最重要的社会批判功能就不能发挥，所起的社会作用就十分有限，对国内纪录片生态的发展也难以起到帮助。”
　　对此，刘景錡说得更犀利：“目前中国观众不是知性型而是娱乐型，Discovery频道都公开承认他们就是做娱乐化的纪录片，央视作为国家台肯定不能这样。那么他敢不敢把现实中尖锐的问题拎出来？”
　　面对这个问题，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的答案似乎印证了隐约的担忧，“毕竟不是新闻频道。频道的定位是‘为时代中国存像、与大千世界共鸣’。片子更多会反映中国人积极的态度、人性的美好和特有的智慧，用国际化的方式展示中国形象。”

上海的经验

　　巧合的是，中央电视台开办“纪录频道”之际，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和央视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手制作的《外滩》也同时公映。早在去年夏天，作为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开幕影片《外滩》的小范围首映式上，原本可容纳320人的放映厅内人头攒动，连过道都被坐得满满当当，创下纪录片院线票房神话。
　　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都想走出纪录片的市场化道路，以纪录片养纪录片，建立自我循环体系，包括时间在内的很多创作者都研究过所谓“纪录片语言的娱乐化探索”，“这条路走了好多年。现在想来，选择纪录片这一行是天意，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天命，你是不能去卖钱的，你是不能去赢得鲜花和掌声的，你必须看破红尘，天命使然。但我们看不透，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张艺谋走红地毯，我们做纪录片的就不能走呢？”
　　况且，纪录片的商业化也并非浮云。上海纪实频道就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样本，2002年开播，2004年现任总监应启明到任，那时频道还处于亏损状态，分管经营的领导激励他，“5年后这个频道可以做到1个亿。”当时应启明愣是没敢把领导的这个期待和频道里的人透露，怕吓着他们。没想到这个当时看似过高的目标仅在3年后就实现了，2006年纪实频道开始盈利，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广告收入达到15500万元，盈利11300万元。
　　事实上，广电总局曾经讨论过推广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成功经验的可能性。但应启明汇报说，他认为这种经验目前还不具备可克隆性，因为上海的观众和广告主自有其特点。

艰难的活着

　　2001年，陈虻主持了《东方时空》的改版，《生活空间》变成《纪事》，周兵担任制片人。2004年周兵离开《纪事》。2008年，陈虻去世。2010年底，央视纪录频道开播的消息传出——在新老导演交替上场和离去的过程里，央视纪录片记录中国社会的视角，也悄悄完成了改变。
　　但无论是一炮而红的“纪录前身”《生活空间》，还是后来转换门庭的《纪事》，作为一个生活在央视大家庭中的纪录片栏目，从一开始就暗藏着危机，“问题是它身处两种话语系统的打压，”时间说，“一是收视率对它的要求，二是官方的话语体系的要求，所以它做更多事情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身份问题固然是大困惑，但体制外小公司面临的，却仍是一个“活着”的问题。正如又一年过去，“多次扬言自己要死”的零频道纪录片发行公司还活着。但活得却颇艰难——去年12月底的广州纪录片大会，该公司引进的20部海外纪录片场场叫好，而一周下来，论坛“只收到几千块的票钱，还是赔本生意”。
　　这种状态，像极了当下的中国纪录片——近两年的年底，纪实影像也不再是寂寞的风景，南有广东国际纪录片大会，北有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地火奔涌，遥相呼应。一方面，大国崛起势不可逆，来自官方的姿态表明，“软实力”的提升成为国内纪录片意外的发展机遇———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前，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于去年10月颁布。
　　但另一方面，政策暂时无法惠及独立纪录片，“无渠道、无资金、无市场”的三无状态不可能一夕更改。同时，纪录片拍摄者仍在一种尴尬境地——正在进行中的环保类纪录片《江河十年行》，大家去拍摄山体滑坡，引来某地有关部门“文攻”。“他们倒都很客气，只希望我们不要影响当地形象。”

不合时宜的存在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纪录片被卡在门缝里的，除了自身的属性难题，更多在于，要挤过市场经济的独木桥，像电影那样成为以票房和产业说话的角色。当中国电影经过60年的摸索后终艰难突破百亿大关，相形之下，起步并没有晚多少的中国纪录片，却愈发显露出它的一穷二白。
　　北京师范大学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国产纪录片交易价格每分钟过百元就是高价了，多数省级电视台开出的价格不过每小时几千元，而在国外，通常一小时纪录片子的身价高达1万美元左右。按照每分钟1000元的标准制作的纪录片仅仅是小制作，以现在的“市场价”却须卖到50家左右电视台才能收回成本。制作机构往往因无利可图只好望而却步。
　　同样是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反映汶川地震后人们生活的纪录片《劫后》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获得评审团特别大奖。
　　5000元，舒崇福把《劫后》的播出权卖给了上海纪实频道和云南卫视，“这已经是中国纪录片播放的最高价钱了”。与电视台动辄用几十万一集的价格购买电视剧的阵仗相比，中国纪录片的市场效应显得异常渺小。不过这已经让第一次做纪录片的舒崇福满足了，毕竟还有两家电视台播了。“当时看片的时候很多电视台来了，央视6套也来了。”为了让纪录片看上去更像胶片电影，舒崇福还特地调了光和色。“结果还是没买，他们说不合适。”舒崇福很纳闷：“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适？”
　　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纪录片的导演或者发行人员都遇到过，甚至是崔永元。为了32集系列剧《我的抗战》，他曾辗转全国电视台寻找买家，大家都很客气地请他吃天价大餐，但是说到买片则纷纷拒绝，直到片子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响后，才同步登陆85家电视台。正如《故宫》导演周兵所说，中国纪录片导演的生存现状不乐观，陈晓卿的纪录片栏目美誉度很高，但在央视播出时间被排到晚上12点半，目标观众类似失眠症患者：高知、多思，崔永元就是他们理想的目标观众。

遥远的坚持

　　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的理想是培养一个国际化的平台，带有强烈“中国风”的历史人文纪录片在国际上一直口碑不错，但长期和国际同行们合作的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则认为，国际买家们更喜欢现实题材。他们对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现代化进程感到陌生和好奇，海外市场的关注已经从“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偏移。
　　这恰恰是刚刚起步的央视纪录频道尚未特别关注的部分，或者说盲点。从央视纪录频道公布的第一批节目内容来看，《美丽中国》、《颐和园》、《玉石传奇》和《帝国兴衰》等都属于历史人文纪录片，而频道正在筹备拍摄的纪录片大多也属于这种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稍微带点当下时效性的可能只有《南海一号》。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年底，为了筹备一个市级电视台纪录片创作会议，纪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打了一圈电话，结果却很不乐观，“很多城市电视台已经没有纪录片专业队伍了，很多导演也都改行做了其他”。一方面，是央视纪录频道每天播出4小时中对国内自主创作纪录片的79%刚性需求，必须靠地方台支援，但另一方面，纪录片所面临的商业和市场考验，却无法留住人才和队伍。而没有了那些真正去捕捉和发现的眼睛，央视纪录频道何以良性运转？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除了纪录片的产业化和商业价值之外，也许还有回归本源——央视纪录频道的开播，能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一个真实的、丰厚的、当下的、视角乃至价值多元的中国？
　　有趣的是，几天前因播出《美丽中国》而对央视纪录频道发生浓厚兴趣的土摩托，1月7日再次在微博上发问：央视纪录频道的好日子能持续多久呢，现在居然在放《武当太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